去年，88歲的張學海先生接受新黃河專訪。濟南時報·新黃河客戶端記者黃中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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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考古學家，原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所長、研究館員張學海先生，因病于2023年2月9日14時51分在濟南逝世，享年89歲。這位新中國成立以來山東考古事業的重要開拓者和領航者，為山東考古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

“考古對我來講，就是一大樂事”

張學海先生1934年生于浙江溫州，196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曾任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山東省考古學會常務副理事長和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張學海先生終生致力于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田野考古學造詣深厚、成果卓著，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山東考古事業的重要開拓者和領航者，為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

去年6月，新黃河記者曾采訪張學海先生。八旬高齡的他，依然思維縝密、激情滿懷。回望考古人生，他說：“考古對我來講，就是一大樂事。我只要一下田野，就非常興奮，可以說觀察疑難地層現象，能夠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所以考古界認為我是一把鏟，田野考古學水平還行。年輕的同志往往不大注意田野考古，其實我的有些成果是純粹由田野考古學水平帶來的，例如史前城的調查。”

領航山東考古蓬勃發展

在很多同事眼里，張學海先生事業心強烈、淡泊名利，和高校、科研部門考古機構關系和諧。作為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他熱情支持大家一起在山東進行考古發掘，共同繁榮山東考古事業。他重視培養人才，在田野考古技能上親自進行傳幫帶，同時注意培養既會鉆探又會發掘的考古技工。在他的主持下，山東考古迅速形成蓬勃發展的局面。

現任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記得，自己剛從山東大學畢業分配到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時，“非常幸運，第一次參加工作就碰到了棗莊建新遺址的考古發掘”，而且得到了張學海所長的指導，“我們剛開始對建新遺址發掘的時候，腦子里是沒有聚落觀念的，不知道要把墓地和居址聯系起來考慮，后來我們老所長張學海先生到工地現場對我們進行指導，告訴我們要關注各個遺跡之間的、各區域遺存之間的共時性的關系、空間的關系，一個平面上不同性質的這些遺跡有沒有組合關系，這種組合關系能反映一種什么樣的聚落形態。這一點當時對我來說真是醍醐灌頂，這才開始想到我們要怎樣去關注這些問題，對我們考古發掘的資料，不僅能找出它的早晚，還能把它拼合出一個社會的圖景來。它首先是一個聚落的圖景，然后再根據這個聚落的圖景，來研究它背后社會的圖景。”

1993年發掘完建新遺址之后，當年年底孫波就轉入到了薛故城遺址的發掘中，孫波說：“在薛故城遺址的發掘上，主要也是張學海先生對我們進行了指導。這個指導對我的影響在哪里?主要就是在考古發掘的同時，也要充分考慮到它的文獻史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和歷史階段。同時，遺址和它周圍一些相關的遺跡現象、聚落的關系，也要統籌、納入到對這個遺址本身的考察上。”

其后，孫波又參加了景陽岡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也是在張學海先生的主持之下，我跟著他把陽谷、茌平、東阿這幾個縣區，包括聊城市區都跑了一遍，把這些過去覺得有線索的遺址大部分都進行了探勘。這項考古工作使我當時隱隱約約意識到，在做聚落考古的時候，要考慮到它的區域，不僅是遺址本身和這個遺址相關的，還要有對聚落群的關注。這些重要的遺址，和普通遺址，它們在空間上都是有關系的，可以組成一個群落，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我們本土學者探索中國的聚落考古非常重要的一個進步，我覺得它的意義非常重大。雖然當時沒有明確地提出這種區域的概念，但它在我們本土的這些最頂尖的學者里頭實際上是已經有了，只是用另一個名詞來代表它。比如張學海先生經常使用的就是‘文化小區’或‘聚落群’。”

提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家之說

數十年致力于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張學海先生成就卓著：他不斷推進大遺址“四有”探掘，融大遺址保護與故城考古為一體。他率先對墓葬進行分組，分魯城周墓為甲乙兩組，揭示了居民的族屬、族居族葬、懸殊的社會地位及變化等重要信息，開啟墓葬發掘研究的新階段。他長期關注齊魯故城，努力建設一流考古基地;首先對齊魯文化作出概括，為齊魯文化研究做了開山鋪路工作。在他的主持指導下，海岱區發現較多龍山文化城，他率先啟動海岱史前城課題研究。他從方法論高度總結了大遺址探掘方法，豐富了中國田野考古學的基本方法。基本由他編寫的《曲阜魯國故城》先后獲山東省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和“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二等獎。城子崖遺址探掘被評為1990年度和“七五”雙十大考古發現，獲國家文物局首屆“優秀田野考古成果獎”二等獎(一等獎空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張學海先生提出國家誕生是中華文明形成的根本標志，史前聚落群聚落形成“都邑聚”式金字塔形層級結構，標志國家誕生的一家之說。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通過對海岱文化區的文明起源進行探索，張學海先生思考了中華文明起源問題，提出國家誕生是中華文明形成的根本標志，證明中華文明的形成，必須要找到一批中華古國。國家由部落脫胎而來，探索國家誕生就要首先確認一些典型部落。他認為大汶口文化聚落群先是部落，其中少數規模大和較大的聚落群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的5000年左右已發展成國家，標志是群體內的聚落形成了“都邑聚”式金字塔形層級結構，關鍵是群體的中心聚落向政治中心即“都”轉化。“都”的標志是有殿堂性質的大建筑基址和王墓性質的大貴族墓，高于一般的文化總體水平以及明顯大于群內其他聚落的規模，或者是城。他認為部落向國家過渡，集中體現在部落中心向政治中心即國都的轉變上，并首先實現了轉變。私有制的發展是這一轉變的基礎，人口不斷向中心聚落集中是催化劑，管理機制的改變是實現轉變的標志。中心聚落管理機制的改變，表明氏族制的消亡，產生了公共權力，標志國家的基本誕生、文明社會的到來。而大型和中大型聚落群所體現的部落，內部應該具有氏族、胞族、部落的完整體系，這種部落內部實際上具有3個層次。當部落中心轉變為政治中心，公共權力產生后，新管理機制將順理成章地被推行到全部胞族與氏族，它們遲早都將轉變成該國的中層與基層組織，形成垂直的都、邑、聚式的行政管理體系，最終完成部落向國家的過渡。

原標題：痛別！ 著名考古學家張學海逝世 他是山東考古的領航者，為海岱考古傾注一生激情

值班主任：顏甲

作者：濟南時報·新黃河客戶端記者：錢歡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