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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檢、公安部聯合發布了《關于依法妥善辦理輕傷害案件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其中第7條和第9條提及與正當防衛相關的內容，引發熱議。有評論稱，這兩條新規定從根本上改變了正當防衛的認定標準，尤其是完全廢止了“唯結果論”和“誰受傷誰有理”。

但數位法學專家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指導意見》中有關正當防衛的內容，與兩高一部于2020年對正當防衛的解釋并無二致，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在輕傷害案件數量不斷增多，成為刑事案件中占比最高的案件的當下，其為輕傷害案件的認定和處理提供了更加詳盡的司法辦案參考。

避免“唯結果論”

“準確區分正當防衛與互毆型故意傷害。”近日發布的《指導意見》的第9條明確指出這一點，并對正當防衛做出詳細界定。

《指導意見》要求，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要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綜合考察案發起因、對沖突升級是否有過錯，是否使用或者準備使用兇器，是否采用明顯不相當的暴力，是否糾集他人參與打斗等客觀情節。

另外，對于犯罪嫌疑人主觀意圖和行為性質，《指導意見》也要求必須進行準確的判斷，“因瑣事發生爭執，雙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發打斗，對于過錯的一方先動手且手段明顯過激，或者一方先動手，在對方努力避免沖突的情況下仍繼續侵害，還擊一方造成對方傷害的，一般應當認定為正當防衛。故意挑撥對方實施不法侵害，借機傷害對方的，一般不認定為正當防衛”。

同時，《指導意見》第7條也指出，要準確區分罪與非罪，避免“唯結果論”“誰受傷誰有理”，“如果犯罪嫌疑人只是與被害人發生輕微推搡、拉扯的，或者為擺脫被害人拉扯或者控制而實施甩手、后退等應急、防御行為的，不宜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故意傷害行為”。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在依法認定環節，《指導意見》強調要區分罪與非罪，并特別強調不能以傷害結果作為評定罪與非罪的標準，確實是一大亮點。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刑法學教授、中國犯罪學學會副會長時延安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指導意見》第9條著重就正當防衛和互毆型故意傷害進行了區分，將一些看起來具有互毆特征的防衛行為甄別出來，為司法工作人員提供更為準確的區分標準。

“在實踐中，互毆型故意傷害和正當防衛缺乏界限。”時延安說，一些司法工作人員在案件性質判斷時存在機械武斷的判斷思路，只要存在互毆行為，不問起因和過程，常常“唯結果”以故意傷害論處。

不過，他和阮齊林都認為，《指導意見》中有關正當防衛的內容并沒有超越刑法第20條的規定，和2020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2020年解釋”）第9條中對正當防衛的解釋是一致的。

時延安認為，《指導意見》重申“2020年解釋”的意義，主要是提醒一線辦案人員在辦理故意傷害案件中應注意充分認識兩者的不同。而在阮齊林看來，《指導意見》的意義在于，引入正當防衛的相關條文，以對輕傷害案件的依法認定和妥善處理作出更詳細的指導。

近些年輕傷害案件數量不斷增多。最高人民法院披露，2021年法院判處的刑事案件中，84.6%是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刑案件。

阮齊林指出，輕刑案件往往糾紛不斷、善后困難，經常引發申訴和上訪，“總體來說，《指導意見》的發布，對化解矛盾、解決糾紛、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民意與司法的良性互動

此次《指導意見》的重點雖在輕傷害案，但卻引發了社會對正當防衛的又一次熱議。這些年來，正當防衛一直都是輿論和社會關注的焦點。

關于何為正當防衛，刑法第20條第3款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然而，分析普遍認為，雖然我國擁有對防衛人有利的立法，但正當防衛在司法適用上卻一直偏向“保守”。司法實踐中，往往“誰鬧誰有理”，以死傷結果來定責，導致一些本應判定為正當防衛的行為被判定為不法甚至犯罪行為。因此，也有人稱正當防衛權是“沉睡條款”。

近年來，涉正當防衛案件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也推動這一條款逐步被“激活”。

2009年的鄧玉嬌案是較早引發輿論轟動的正當防衛案件。當年5月10日，在湖北恩施巴東縣野三關鎮“雄風”賓館做服務員的鄧玉嬌，遇到了時任鎮招商辦主任鄧貴大和副主任黃德智等人。黃德智要求鄧玉嬌提供異性洗浴服務。鄧玉嬌嚴詞拒絕后，擺脫黃的拉扯，離開包房。黃隨后闖入鄧玉嬌休息室，與聞聲趕來的鄧貴大一起糾纏、辱罵，并不斷拿出一疊人民幣甩向鄧玉嬌進行侮辱。鄧玉嬌在兩次試圖離開房間被阻后朝鄧貴大亂蹬，鄧被踢開后企圖再次逼近，鄧玉嬌拿出隨身攜帶的水果刀將鄧貴大刺傷，后者經搶救無效死亡，而黃則為輕傷。案發后鄧玉嬌立馬投案自首。案件審理幾經波折，起初審判為防衛過當。經法醫鑒定，鄧玉嬌為心境障礙（雙相），屬部分（限定）刑事責任能力。最終，鄧玉嬌免予刑罰無罪釋放。

次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以白皮書的形式發布《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09年）》，提出建立健全民意溝通表達機制，包括鄧玉嬌案在內的一系列熱點案件被寫進白皮書。最高人民法院稱鄧玉嬌案“取得了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當時有評論稱，這昭示著民意與司法良性互動時代的到來。

時隔九年，發生在江蘇昆山的一起反殺案再次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

2018年8月27日晚，一輛寶馬車和電動車發生輕微交通事故。雙方產生爭執后，寶馬車主劉海龍從車內拿出刀追砍電動車車主于海明，連續擊打于海明的頸部、腰部、腿部。追砍過程中刀不慎掉落，于海明搶到砍刀，在爭奪中捅刺劉海龍腹部、臀部，砍擊右胸、左肩、左肘，刺砍過程持續7秒。劉海龍受傷后跑向轎車，于海明繼續追砍2刀均未砍中。劉海龍逃離后倒在綠化帶中，經送醫搶救無效死亡。案件幾經波折，最后于海明的行為被認定為正當防衛，無須承擔刑事責任。

當年12月，最高檢發布第十二批指導性案例，具體闡釋了一般防衛、特殊防衛與防衛過當在認定中的界限和把握標準，進一步明確對正當防衛權的保護。于海明案入選。

最高檢認為該案的指導意義在于：刑法作出特殊防衛的規定，目的在于進一步體現“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秩序理念，同時肯定防衛人以對等或超過的強度予以反擊，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也不必顧慮可能成立防衛過當因而構成犯罪的問題。司法實踐中，如果面對不法侵害人“行兇”性質的侵害行為，仍對防衛人限制過苛，不僅有違立法本意，也難以取得制止犯罪、保護公民人身權利不受侵害的效果。

另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案件是趙宇案。同樣是2018年，12月26日晚，趙宇下樓見李某正在毆打鄒某，便上前制止拉拽李某，趙宇和李某一同倒地。兩人起身后，李某打了趙宇兩拳，趙宇隨即將李某推倒在地，接著上前打了李某兩拳，并朝倒地的李某腹部踹了一腳。李某被踢中腹部后橫結腸破裂，經法醫鑒定為重傷二級。福州市檢察院經審查認定趙宇屬于正當防衛，依法指令晉安區人民檢察院對趙宇作出絕對不起訴決定。

后來，兩高一部發布“2020年解釋”，趙宇案成為七個典型案例之一。

“2020年解釋”在準確把握正當防衛的起因、時間、對象條件等提出了十方面規則，首先就是要把防衛人當成普通人、立足防衛人心理，其次應矯正社會上普遍存在的“誰能鬧誰有理”“誰死傷誰有理”的錯誤傾向，最后是要為正當防衛進行適當“松綁”。

時延安表示，最近十多年正當防衛案件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與互聯網的普及、自媒體的快速發展有關。這個階段可以從“鄧玉嬌案”開始，到“于海明案”等案件達到高點。“2020年解釋”的出臺與這一背景高度相關，其目的就是正確看待正當防衛問題，通過司法解釋的規定防止將正當防衛行為錯誤認定為犯罪。

在他看來，目前圍繞正當防衛認定仍然存在爭議，主要集中在防衛限度和防衛時間，尤其是事后防衛的認定。

不過，他認為，僅僅靠自上而下的司法解釋還不夠，還需要積極促使司法工作人員能夠全面客觀分析案件，大膽適用正當防衛的法律規定，“當然，更應該為司法工作人員提供良好的司法環境，不要將不合理訴求產生的壓力讓具體辦案人員承擔”。

作者：佳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