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案一審開庭當日，郭芳麗在法院門口
紅星新聞記者｜陳怡帆 藍婧
(資料圖片)
責編丨馮玲玲 編輯｜潘莉
35年過去了，郭芳麗早已忘記人販子的那張臉。
但她記得，一切都因上學路上自己的好心幫忙而改變。13歲那年她被拐去山東，14歲成為母親，15歲被解救回家，卻被塞進另一段不幸福的婚姻，而買家對她騷擾持續20多年。她一度報警，但被拐時生下的孩子勸她隱忍，不能耽誤自己前途。
這些年來，身邊人對她也多有責備，“像自己犯了錯”。午夜夢回時，往事就像巨石壓在心頭，自己的人生因為被拐陷入困境。她總是假設，如果當初不輕信他人，如今該是何種命運。
2022年3月，在看到公安部開展“全國公安機關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專項行動”時，她又有了盼頭，決心讓那些傷害她的人付出代價。
2023年2月20日上午，菏澤市牡丹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裁決，判決人販子犯拐賣人口罪，有期徒刑12年，駁回了郭芳麗附帶民事訴訟請求。
她不服，認為“判輕了”，已經向檢察院申請抗訴。有人曾告訴她，她的經歷像一部電影《盲山》，她要等著案子真正了結，就去做打拐志愿者，走出這心中的“盲山”。
如今的郭芳麗
1、改寫命運的上學路
郭芳麗是陜西省渭南市華縣人，被拐時，是1987年一個尋常的早上。早晨7點，她去上初一的早課。她的家離學校4公里遠，要走50多分鐘。上學路上，一對問路的中年夫婦，徹底攪亂了她從今往后的平靜生活。
快到學校時，夫妻倆抱著孩子向她求助問路。她熱心地帶著他們走了一段。臨別時，男的對她說“等會兒，要謝謝你”，就去小賣部買了瓶粉色汽水擰開蓋遞給她。郭芳麗喝了一兩口失去意識，再醒來時，已在駛往山東的列車上。
人販子夫妻騙她，說她突然昏倒，又沒人管。他們便帶上她去山東辦事，過兩天回去。郭芳麗記得，一路上他們給她買吃的喝的，很是熱情。回想起來，郭芳麗仍后悔不已，自己輕信對方是“看他們抱著個孩子”，以為他們為人父母不會有害人之心。
第二天天黑，他們在山東菏澤市胡集鄉的胡集旅社住下。半夜里，有個男人在她身上亂摸，撕扯衣服。她被驚醒，大叫著抵抗。男的扭頭往外走，在開門那一瞬間，她認出這是男人販子的身影。她惶恐不安，更不敢和人販子撕破臉。
第三天下午，男的告訴她，路費不夠，讓她在別人家待幾天，會再接她回去。她一心想著逃離男人以免被侵犯，當一個又黑又矮的中年男人帶她離開時，她并沒有太抗拒。郭芳麗記得，她坐在自行車后座，一群人圍著她繞過一個個村莊，茫茫黑夜里，她不知道要去哪里，更不知道等著自己的是何種命運。
當到達一農戶院里時，里面擠滿男女老少，都圍著她嚷嚷“花媳婦、看花媳婦”。直到進屋看見大紅“喜”字，郭芳麗才反應過來，她被騙了。她說她要走，那個黑矮的中年男人對她說：“你走不了，你是我買來的媳婦”。郭芳麗問他，“你花多少錢買的？你把我送回家，我爸媽肯定會把買我的錢給你。”他不相信，他說，“賣過來的人都是山溝里的，不可能付得起這么多錢。”
買方說的并無道理，《女性缺失與社會安全》書中提到，20世紀80年代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多是由云南、貴州、四川等省向江蘇、 山東、河南一帶流動，拐出地多為經濟落后的省份或經濟欠發達地區。但郭芳麗不是窮孩子，她的父親能干，給妻兒掙來優渥的生活，郭家稱被同村人戲稱為“西門財東（財主）”。在上世紀80年代，她家就已擁有20寸的海燕黑白電視機、長城牌電扇、縫紉機和一輛農用車。而她成績優異，一路讀下去，或許會過上更精彩的生活。
但無數的可能性就此終結。任憑她再怎么吵鬧或哀求，買方一家只說他們不要錢，這家人在村里不窮不富，家里三個兒子，只要她做老二的媳婦。她被囚禁在房里，到飯點買家就把吃的送過來，她上廁所就派人跟著。
白天，家里的女眷們來給她做思想工作，勸她安穩過日子。其中，老三媳婦大著肚子跟她說：“我是陜西的，我也是跟你一樣這么過來的。你看這兒多好，我都懷孕了，安安實實擱這過，咱倆做妯娌挺好的。”
郭芳麗只想趕緊逃。她想著把自己弄傷弄病，就能去醫院，能與外界聯系。但她錯了，她把煤油燈的燈油一飲而盡，胃抽得難受，這家人只是找來村醫給她催吐。之后的看管愈發嚴格，白天有人盯著，晚上屋里連煤油燈也不給她。老二向她承諾，會給她家人寫信。但過了半個月，沒人來菏澤。
她又被騙了，這次她發現屋里的木板有根露出來的釘子。趁著沒人時，她每天一點一點地把釘子向外旋，摳了好幾天才把釘子摳出來，有鞋釘那么長。她就著水吞下去。即便如此，老二一家只是把村醫叫來，給她開藥催吐。
她和老二就這樣僵持著，但也逐漸與老三媳婦親近。到了初夏，有天飯后老三媳婦問郭芳麗，你能不能喝酒？她說要是把酒喝了，她就幫忙寫信。郭芳麗信了，醉得不省人事。再醒來時，身上沒了衣服，老二對她說：你現在是我的人了。
郭芳麗覺得丟死人了。她父親是村里有頭有臉的人，如果現在以這副模樣回家，肯定會丟他的人，被他狠狠打。再加上老三媳婦勸她：“你看已經這樣了，還不如擱這好好過。”慢慢地，她的心也一點點松動。她想著，既然走不了，就先保證自己人身安全，再從長計議。
2、被拐生子和被解救再嫁
當她被賣后，不僅肉體和精神被剝奪，連名字也失去。她被迫成為老二的妻子“李萍”。接下來的日子，她懷孕、生孩子，每天穿著舊衣服做農活，像老二一家買回來的工具，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她的13歲。
郭芳麗回憶，在麥子成熟的季節，她生下了男孩龍龍。分娩的第六天，她就爬起來做飯、獨自帶孩子。她不僅承受生育的苦，還要在無愛的婚姻關系里忍受男人的暴力。有天她帶孩子時，不小心把鍋燒壞了，老二回家見狀就是一頓打罵。當晚她心里難受得緊。
到了被拐第二年，看管漸漸放松。以往她去哪兒都是一群人把她圍著，而在正月初六趕集時，村里的女人們被集市商品吸引、四處挑選，不知不覺郭芳麗落在人后。她想著“這是個好機會”，于是借口上廁所，設法托人向家里遞信。
她不知道信到底有沒有寄出、家人有沒有收到。她每天盼著，不時朝村西口看。在無望的等待中，臨近清明時，父親和4個民警突然出現在院里。她撲過去抱著父親哭，父親對著民警說“是我娃是我娃”。
民警一個勁地朝她眨眼睛，說回去看看她媽，之后再回來。父親也謊稱，他同意這門親事，她去看看母親就回來。但買家不讓帶走孩子，她內心煎熬，孩子還要吃奶，“如果我走了，孩子咋辦？”直到聽見民警說，母親受不了女兒被拐，“天天哭”，她才決心回去。
一出門，村里十幾個男男女女把車堵住，不讓她走。民警掏出了一副手銬，“他說你們誰要是攔，就把誰一塊拉走判刑。”看她真要離開了，鄰居家媳婦把自己的藍色外套給她，她就這樣上了車。后來父親跟她說，當時他眼淚掉下來，“沒想到我在過那種生活，穿的都是別人不要的衣服”。以前她在家時，在最困難的上世紀70年代，家里也沒斷過肉。到了山東，她一年只能吃上一兩回肉。
回家后，父母極力補償錯失她的兩年。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要什么就給她買。但再怎么樣彌補，被拐生子始終是這個家庭揮之不去的陰影。為了找她，父親停了生意，賣了車，家里負債累累。最窮苦時，家里四只雞下的蛋一個都不能吃，全得拿去賣錢。母親也經常抱怨“如果不弄出這個事，家也不會這樣”。漸漸地，郭芳麗也自責不已，認為這一切都是她的錯。
另一邊，買家的騷擾也持續不停。郭芳麗記得，回家一周左右，老二找過來，賴在這里不走，讓她跟自己回去。父親和他爭執不休，雙方還動了手。最后，曾解救郭芳麗的民警買了火車票把老二送走。從那之后，老二頻繁來信，月月都寄。父親悄悄把信收了起來，不讓她看。她不再去學校讀書，“家里人覺得這（被拐）丟人”。回家兩三個月，父母給她介紹了對象，他們在冬天成了“夫妻”。
這段真正的婚姻中，郭芳麗與丈夫生了一雙兒女。她跟著父親一起倒糧食、販水果。家里的貨車賣了，她就騎自行車跑到幾十公里外收糧食，再運回來賣。光景好時，一天能掙上一兩百塊錢，“那時候其他人一個月工資才三四十塊錢”。慢慢地，她又把家境掙回來，日子也算安逸。但平靜的表象下，她從未跟丈夫坦白過以往被拐生子的經歷，而老二的來信亦從未斷絕。
當父親不再替她收信時，買家的信寄到大隊部（村委會）被人拆開，她成了全村人茶余飯后的“談資”。有人說她被一個60多歲老頭包養，有人說她還在和山東那邊保持聯系。面對村里的風言風語，她一度嘗試辯解。可最終發現“你今天給他說，一天過去他會忘掉，他還是想著以前的事”。
那些極力隱瞞的秘密曝光后，每一次來信都會加劇她和丈夫的嫌隙，引發無盡的爭吵，婚姻愈是難以為繼。1997年，他們離婚，丈夫悄悄帶走兒子，留下女兒，從此杳無音信。從那以后，郭芳麗對追求者的示好退避三舍，再也不碰婚姻。
離婚后，村里對她的議論甚囂塵上。她還記得被村民排斥時的難受，“他們在那兒嘻嘻哈哈地說笑，我一走過去就都不吭聲。等我走開，他們又開始說笑”。
“明明我是受害者，為什么弄得像是我做了壞事？”她難以忍受村里的氛圍，便外出打工，四處漂泊，孩子也深受影響。女兒怨她缺席了自己的成長，“她說我以后養姥姥不養你，我說為啥？她說我是爺爺奶奶養大的，怨我不管她”。女兒告訴媒體，她上學時，村子里傳遍了有關母親的謠言，還有同學在墻上寫母親的壞話，讓她一度自卑。對于流言蜚語，郭芳麗也無奈。她告訴女兒，等你長大，我就告訴你。但至今，她們也從未面對面地聊起往事、談起彼此心中的芥蒂。
背井離鄉那一年，郭芳麗26歲，已經獨自負擔起整個大家庭的生活，還把夫妻怨懟、流言蜚語、母子相隔、各種羞辱……經歷個遍。她再也不愿對他人敞開心扉，天大的委屈也一個人消化，久而久之，她在自己周遭豎起冷漠和尖銳的無形高墻。
3、期盼著能洗去“恥辱”
“不瞞你說，我自殺好幾回了”，絕大多數接觸過郭芳麗的人，很難想象這個動作麻利、堅韌能干的女人會輕生。
要知道，她以前跑業務做銷售時是個“自來熟”，和誰都能打成一片。別的業務員一下班就失聯，但她不會。客戶們有啥困難，她都熱心幫忙，負責的區域業績在公司里也遙遙領先。她性格率直，說話、做事不繞彎子，同事們都打趣叫她“郭大俠”、“像個男人”。為了謀生，她能獨自跑到人地兩生、語言不通的俄羅斯和日本，無所顧忌。
她也愛美。她個子嬌小，身材勻稱，長了一張鵝蛋臉。一頭巧克力色的短卷發顯得皮膚愈發白皙，即便是溫柔地笑著，也流露出事業女性的剛強。工作要求她穿著得體，久而久之她也愛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衣服多得能“一天一套不重樣”。自離婚后，每年過生日，她都去照相館給自己拍一套寫真，沒人記錄她容顏的變化，她就自己來，“我就想著留個紀念，沒人愛我，我自己愛我自己”。
郭芳麗給自己拍的生日寫真
如今，她年近五十，在西安做住家保姆，照顧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和兩只貓。她形容和雇主處得“像家人一樣”，連兩只貓晚上也挨著她睡。她的日子過得規律，每天早起鍛煉身體、照顧老人、做飯，下午再在直播平臺上做紅娘，給那些尋求陪伴的男男女女牽線搭橋。但一到夜深人靜，往事涌上心頭。心臟像被巨石壓著，她難受得喘不過氣，“所有人對我的印象都是每天嘻嘻哈哈、快快樂樂的，但我的眼淚只有我自己知道。”
被拐帶來的傷害持續至今。直到2011年，老二還在持續跟她寫信。她忍無可忍，向打拐志愿者上官正義求助。公安部門介入調查，但留在山東的兒子打來電話，說如果父親被抓，他以后工作結婚會被影響。郭芳麗也理解，她向警方表示，別讓老二寄信就好。
從那之后，老二不再來信。她以為不被打擾一切就會好轉，但舊傷難愈。以前的同學一個個上了大學，有了好工作；以往成績不好的，也過上體面的日子。而她的人生卻一敗涂地，“沒有人知道這些年我心里的苦，我拼命工作賺錢、養家，到現在家里人都不理解”。
每當生活不順時，她就會假設，如果她不曾被拐，是不是現在就不會如此勞累、如此波折？郭芳麗告訴記者，被拐就像根刺一直扎在心里，午夜夢回，她常常覺得人生像走到了絕境。郭芳麗說，如果不是案子還未得到公允的結果，心里的刺仍未拔出，“我早死好幾回了”。
當知道她所有心路歷程時，上官正義懊悔不已。他對她道歉：對不起啊，2010年你最初找到我時，我就該多跟進。
2022年3月，公安部開展“全國公安機關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專項行動”。時隔35年，郭芳麗決心報案，“想要追究人販子的責任”，她的經歷被上官正義發在微博上，公安部門很快跟進，將人販子繩之以法。
追責人販子，意味著重啟調查。但35年過去，胡集鄉已改頭換面，街道變了、老房煥然一新。當初住的胡集旅社變成了銀行。而那些帶走她的、幫助她的人也紛紛離世：老二因車禍身亡、和老二一同帶她回村的親戚、替她寫信的警官也都去世了。
兩個兒子分別聯系她，勸她不要再配合警察了，怕查出來影響前途，“我沒解釋就把電話掛了，拉黑了。”
她站出來面對媒體、面對鏡頭，只期盼著“洗去恥辱”。上官正義記得，他還提醒郭芳麗要注意隱私，但她說不要用化名，“以前，她以為自己不提及或者躲起來，就能逃過一切，但這些年來，她和家人都受到雙重的傷害”、“她該吃的苦、該受的罪，她都經受住了，現在她沒有什么不能去面對的。”
案件于2022年12月19日在牡丹區人民法院開庭。開庭前，她焦慮得夜夜失眠，在法庭上，她見到穿著防護服的人販子。對方在庭審時突然翻供，他“大喊大叫，說‘我沒見過她，如果是我做的話，你現在把我槍斃、賠多少錢都行’。”
她被氣哭，但平靜下來后，驚覺自己不再焦慮。在反復地講述被拐經歷后，她發現自己“心里反而輕松多了，不管事情走到哪一步，我的心情是好的”，她形容以往壓在心口死沉沉的大石頭“已經撬動了”。
有人曾告訴她，她的經歷像一部電影《盲山》。她看完后失眠了一整晚，“不知道還有多少姐妹，沒有逃出來，過著心不甘情不愿的、為了孩子的生活”。
2023年2月20日上午，菏澤市牡丹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裁決，判決人販子犯拐賣人口罪，有期徒刑12年，駁回了郭芳麗附帶民事訴訟請求。
她不服，認為把人販子“判輕了”，已經向檢察院申請抗訴。
她等待著案子了結，自己就跟著上官正義做打拐志愿者，給他幫忙，“因為我不想再有人有我這樣的遭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