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11月5日電 (王蕾) 第五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暨虹橋國際經濟論壇開幕式于11月4日在上海舉行。5日，虹橋國際經濟論壇旗艦報告《世界開放報告2022》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和虹橋國際經濟論壇研究中心發布，首次公布了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世界開放指數，提出“合意開放度”概念，并梳理了進博會對推動開放的示范作用。
《報告》牽頭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接受中新經緯專訪表示，2020年世界開放指數總體較上年呈下降態勢，而從單個經濟體來看，開放度排名前10位特征顯示出開放和發達水平正相關。對于中國而言，要進一步以開放促發展，尋找機會和挑戰相互平衡的“黃金結合點”，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過程中實現最大“合意開放度”。
張宇燕表示，進博會是世界感知中國高水平開放決心的重要窗口，正在成為市場相通、產業相融、創新相促、規則相聯的重要平臺，為中國實現高水平開放，構建新發展格局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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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對話實錄。
中新經緯：進博會上您領銜發布的重磅報告《世界開放報告2022》備受關注，這是繼去年之后第二次發布，能否請您談談做這份報告的初衷和目標？
張宇燕：開放是全球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促進疫后經濟復蘇的關鍵。當前全球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世界進入了動蕩變革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人類社會正站在十字路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關鍵抉擇。
事實上，在“地球村”里，在數字經濟時代，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相互交織，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自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挑戰，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退回到自我封閉的孤島。可見，經濟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全球問題必須得到解決，也亟須各國擴大開放合作，既要做好做大蛋糕，同時又要分好蛋糕，推動互利共贏。我們希望《世界開放報告2022》這一成果為推動世界共同開放提供一個抓手。
為了以“小切口”求得大成效，我們推出了世界開放指數，這一指數是報告的核心成果，刻畫了世界整體和大量經濟體的開放水平。分析全球開放走勢、闡釋變化原因、探究其影響，也一直是政商學界和大眾關注的焦點。
中新經緯：今年《報告》首次公布了疫情之后的世界開放指數，2020年世界開放指數為0.7491，總體水平上呈下降態勢，較2019年和2008年分別降低0.02%和4.1%。但我們也關注到一些沒有變的，比如129個經濟體中，頭部的幾個經濟體十年來一直未變，新加坡從2015年以來排名第一，德國第二，中國香港排名第三。總體而言，開放程度高的經濟體有什么共性？
張宇燕：總體上看，2020年世界開放度比2019年略有下降，這主要是新冠肺炎疫情促發跨境社會隔離的加強所致。世界開放政策和績效雙雙微降，其中開放政策指標降幅比開放績效大一些。
從世界上開放經濟體第一梯隊來看，還包括愛爾蘭、瑞士、荷蘭、加拿大、馬耳他、法國和英國，分列本榜單第4~10名。這些經濟體間的共性之一，表現為他們的人均收入都是比較高的，無一不是發達經濟體。
中新經緯：我們也關注到《報告》中一些分化。比如，美國、英國、日本等老牌發達經濟體，近年來開放程度均有所下滑，尤其是美國，2014年之前開放指數都排名第一，但此后開放程度大幅下降，到2020年排在23名。而主要發展中經濟體則有所上升，比如中國大陸開放度日益上升，2020排在第39名；越南、泰國等近10年來均上升較快。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張宇燕：依據《報告》數據，總體而言，發達經濟體的開放度同發展中經濟體在不斷縮小。比如，2020年，發達經濟體開放指數為0.783，比2019年略為下降，比2008年和2015年分別下降5.9%和2.5%；發展中經濟體開放指數為0.6963，比2019年提高0.2%，比2008年和2015年分別提高4.4%和1.5%。
具體來看，英國、美國開放度下降主要是和他們出臺的各種限制貿易與投資的政策相關。比如，美國外資審查政策日趨嚴格，以國家安全為由的貿易保護政策層出不窮；英國脫歐等政策選擇勢必會在其開放指數上得到反映。
開放指數上升較快的經濟體，主要是因為從開放中獲得的好處越來越多。比如，越南出口的增長速度非常快，尤其是疫情期間全球供應鏈受到沖擊，自身也受到不小影響的越南很好地利用了這個機會，加大對外開放，積極推動出口和吸引外資，從而帶動了其開放度指數的提升。
對于中國而言，從2012年到2020年八年間開放力度持續提升，開放指數從0.7107上升到0.7507，排名從第47位上升到39位。雖然排名不是大幅上升，但卻呈現穩步提升態勢。特別是在整個世界開放指數有所下降的時候，中國擴大開放的意義至關重要。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除了對世界經濟增長作出貢獻，在開放水平上也是有貢獻的。尤其是在G20中，中國的開放程度上升最為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開放指數提升的背后，中國制度型開放起到了基礎性支撐，表現為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的開放、完善和優化。
中新經緯：《報告》也提出了“合意開放度”的概念，具體能否請您闡釋一下其含義？
張宇燕：這是我們《報告》的一個創新點，也需要我們在理論上把這個問題解釋得更清楚。總體而言，我們發現開放度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使發展指數提高0.512個百分點。然而，對單個經濟體來說，是不是開放度越高就越好？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既需要對各種指標進行分析評判，也需要考慮每個國家資源稟賦、所處發展階段、社會文化傳統、地理位置以及國際環境等變量。
比如，馬耳他開放程度高，決定因素之一恐怕就在于其地理位置與歐洲很近或與歐洲國家經濟社會文化聯系密切。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大都不具備這些條件。如果在條件不具備時貿然全面開放，特別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與開放度之間存在較大差距時，就會飽嘗過度開放的負面果實，如資本流動大進大出帶來的風險等。
正是因為考慮到開放度和具體國情之間的平衡與匹配，我們提出了“合意開放度”的概念，即在國情約束條件下求得最大開放度這一理想狀態。對于很多發展中經濟體而言，更重要的是考慮“合意開放度”。
總之，開放的問題不是0或1的取舍，而是“黃金結合點”的抉擇把握。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最大驅動力開始從利潤優先、效率為重轉為價值觀介入，開放的復雜性大幅上升，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開放對經濟發展的關鍵作用，重視開放度和具體國情有機匹配協調，具有重要意義。這也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由之路。
中新經緯：其實，中國當前推進高水平開放過程中，正遭遇著逆全球化思潮，尤其是美國的針對性科技封鎖等，如何把握好開放的合意水平？
張宇燕：根據我們的研究，經歷過工業化的國家而言，他們的開放水平通常呈現出先下降再上升的U形，且U形底是人均GDP大概在3000～10000美元之間，正好是世界銀行標準下的中等收入經濟體水平。隨著經濟體進入中高收入、高收入階段，開放水平便開始穩步提升。
中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的基礎積累階段，目前正處于U形演進的上升階段。這也意味著，中國要進入高收入國家就必須以開放促發展。在此過程中，我們要特別處理好“合意”問題。這涉及到真正對自身國情、全球環境、所處時代和發展階段的了解，做到對優勢劣勢在哪、強項短板、機遇挑戰等心知肚明。中央非常強調處理好發展和安全之間的關系，其要義之一便在于此。
中新經緯：《報告》提出，數字經濟成為各國經濟發展新引擎，為全球化注入新動力(行情300152,診股)。中國在數字經濟發展中已具有了先發優勢，推動合意開放和穩定供應鏈過程中，如何進一步利用和發展好數字經濟？
張宇燕：數字經濟對穩定供應鏈的最重要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它使得更多中小市場主體能夠方便地進入國際市場，把大量的小規模和小眾市場開發出來，從而激發出分工貿易投資的巨大潛力。當然，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有一個合理完善的規則體系。(中新經緯APP)
責任編輯：李中元 羅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