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持續發酵，其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不容低估，成為當前影響我國乃至全球經濟發展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之一。如何有效應對當前中美貿易摩擦？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常務理事，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繆建民認為，上世紀日美貿易摩擦可以為中國應對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提供一些鏡鑒。二戰后，隨著日本經濟發展和貿易地位提升，日美貿易摩擦從1960年代初起始，1970-1980年代升級，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進入白熱化階段，最終于1990年代中期，以日本經濟步入衰退而逐漸緩和，持續時間長達三十余年。
他認為，中國在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時，需要借鑒日本在匯率政策、經濟發展戰略、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和人口因素五個方面的政策經驗和教訓。第一，對“廣場協議”后日元短期內大幅升值估計不足，日元升值并未有效緩解貿易摩擦升級；第二，貿易摩擦下出口拉動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倒逼日本加快產業升級和海外投資，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導致了產業空心化；第三，日本采取了長時間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沖日元升值的經濟沖擊，為日本“泡沫經濟”埋下了隱患；第四，金融監管缺失助推資金“脫實向虛”，進一步推高宏觀杠桿率，在助長泡沫風險的同時，加大了泡沫破滅后的通縮壓力；第五，人口老齡化加劇，導致社會總需求萎縮，進一步增加了“泡沫經濟”破滅后經濟復蘇的難度。
以下內容來自繆建民撰寫的《日美貿易摩擦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一文，轉載請注明出處。
日本政府對日元大幅升值估計不足
從匯率政策看，日本政府對“廣場協議”后日元短期內大幅升值估計不足，導致“日元升值恐懼癥”，且日元升值也未能有效緩解貿易摩擦升級。盡管目前普遍認為，“廣場協議”并非導致1990年代后日本長期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廣場協議”后日元短時間內的劇烈升值明顯超出了日本政府的預期，也沒有實現削減貿易順差緩解貿易摩擦升級的預期目標。
“廣場協議”前，日本政府對日元升值壓力估計不足，協議生效后日元升值很快失控。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強勢美元使得美國出口特別是制造業出口受到沉重打擊，到1984年，美國貿易逆差總額已經從1980年的194億美元上升至1091億元美元，其中對日貿易逆差462億美元，接近總額的50%，強勢美元與經濟基本面出現背離，美元已處于強勢周期尾聲。在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主動接受“廣場協議”干預匯率極大強化了市場對日元升值的預期，導致隨后日元升值很快失控。在不到4個月的時間內，日元兌美元達到了日本政府認為的20%的升值上限，此后雖然日本調整了對匯率干預的方向，但為時已晚。1988年初，日元匯率達到1美元兌換120日元的水平，比“廣場協議”前升值一倍。進入上世紀90年代，日元最高達到了1美元兌換80日元左右，是“廣場協議”前日元匯率的三倍。
“廣場協議”后，日元升值沒有達到削減貿易順差的預期效果，日本在匯率上的妥協讓步并沒有改變美國貿易保護的立場。由于“J曲線效應”的存在，在“廣場協議”后兩年多的時間里，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不僅沒有縮少，反而繼續惡化。在匯率調整未能奏效后，美國將視線移向市場準入，要求日本開放部分國內市場。比如，1985年，雙方達成“市場導向型個別領域協議”，要求日本放松對電器通信、林業產品、醫藥醫療器械及電子計算機等領域市場準入標準，擴大日本對上述美國優勢產品進口。1988年，為迫使日本進一步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美國通過《綜合貿易與競爭法》，祭出“超級301”條款，使日本所有出口商品都處于美國貿易制裁風險之中。與此同時，美國還要求日本修改影響兩國經貿關系的國內經濟政策和方針。在美國的壓力下，1986年和1987年，日本先后發表兩份“前川報告”，指出日本經常收支順差根源在于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經濟增長方式應轉為內需主導。1989年，美國與日本就消除兩國間的結構性貿易障礙達成協議，以推動日本在反壟斷法、專利法、定價機制等方面改革。從“廣場協議”后日美貿易摩擦的演變來看，日本在匯率問題上的主動妥協退讓并不能阻止貿易摩擦升級。直至20世紀9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陷入長期低迷，日美貿易摩擦逐漸平息。
“廣場協議”的重要啟示是，日元被動升值，不僅無法達到削減貿易順差緩解貿易摩擦升級的預期目標，反而給日本國內宏觀政策調整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在國際貿易協調中匯率政策的調整應審慎而為，避免引發劇烈變化的“休克療法”。在這一過程中，面對美國要求開放市場的壓力，日本主要是根據本國主導產業國際競爭力狀況分階段逐步開放國內市場，通過企業聯合改組和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來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有效防止了外資對本國產業的沖擊。目前,日本國內市場尤其是主要工業品市場，基本被本國產業部門所占據。
產業升級和海外投資導致產業空心化
從經濟發展戰略看，貿易摩擦下出口拉動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倒逼日本加快產業升級和海外投資，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也導致了產業空心化。1980年代以來，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改變，創造日本戰后經濟奇跡的出口拉動型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日本開始調整經濟發展戰略，逐步由“貿易立國”轉向“海外投資立國”和“科技立國”并重。
在“海外投資立國”方面，日元持續升值加快了日本制造企業海外轉移的步伐，在打造一個強大“海外日本”的同時也帶來了盲目投資和產業空心化等問題。隨著發展戰略向“海外投資立國”轉變，在日元升值的推動下，日本對外投資步伐明顯加快，1990年躍居世界第一對外直接投資大國，2005年對外直接投資所得收支盈余首次超過貿易盈余，成為日本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最大順差來源。截至2017年，日本海外凈資產已達428.45萬億日元，連續第27年保持全球最大海外凈資產國地位，成功打造了一個強大的“海外日本”。但是，日本這一時期的對外投資過程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一方面，泡沫經濟時期的海外投資中不乏盲目沖動。19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的財富效應極大刺激了日本海外投資的熱情。當時的日本將海外并購作為“走出去”的重要戰略手段,大量購進企業和不動產，其中標志性的是事件是1989年日本三菱財團買下美國洛克菲勒中心大廈和索尼公司斥巨資收購哥倫比亞電影公司。之后，隨著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大量海外投資變為不良資產，并迫使日本企業轉而低價賤賣，造成巨額損失。另一方面，大規模海外投資導致產業空心化。在紡織品、機械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部門全面轉移的同時，國內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發展相對較慢，未能彌補國內產業轉移形成的空缺，加劇了日本產業空心化，成為長期制約日本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問題。目前，汽車、電子、機械等日本支柱產業的海外生產比率在40%至60%之間，有的企業甚至高達70%。
在“科技立國”方面，日本大力推進科技研發從“技術引進”向“自主創新”轉變，成功轉型為先進的創新型國家。戰后初期，日本比較成功的工業產品大都是在美國完成基礎研究，再通過技術引進等方式在日本進行應用研究和商品化。進入1980年代，激烈的國際競爭和貿易摩擦讓日本意識到，單純依靠“技術引進”的模式不能促進日本經濟的持久發展，必須培育自身的科學技術創新能力，才能在國際競爭中居于不敗地位。基于此，日本政府提出“科技立國”戰略，開始將發展重心向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取得了顯著成效。目前，日本在技術研發方面有4個指標名列世界前茅，分別是研發經費占GDP的比例列世界第一、由企業主導的研發經費占總研發經費的比例世界第一、核心科技專利占世界第二、專利授權率高達80%。在湯森·路透評選出的《2017全球創新企業百強》榜單中，日本以39家企業入榜，力壓美國的36家高居第一，這是日本在近三年中第二次名列第一。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發布的各國工業競爭力報告也充分證實了新世紀以來，日本在全球制造業領域始終名列前茅，特別是在全球產業鏈上游的材料、零部件、裝備制造等核心技術、高附加價值產品制造方面，日本無可爭議地處在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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