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近一段時間鐵礦石價格上漲過快以及存在明顯炒作的問題，國家發改委表示，將高度關注鐵礦石市場價格變化，會同有關部門緊盯市場動態，持續加強監管，對散布虛假信息、哄抬價格、惡意炒作等違法違規行為，堅決打擊、絕不姑息，切實保障鐵礦石市場價格平穩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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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在高基數與市場供需基本面總體穩定的情況下，2022年最后兩月，中國鐵礦石進口價格累計漲幅高達47.6%。進入2023年以來，雖然進口鐵礦石價格的上漲力度在官方干預之下有所收斂，但依然維持在歷史高位。
鐵礦石價格持續上漲
在美聯儲過去一年七次大幅加息以及美元強勁上行下，國際大宗商品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調，鐵礦石也是這樣。蘭格鋼鐵網監測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海關進口鐵礦石均價118.2美元/噸，同比下跌28.0%，改寫了前一年度飆升55%的“牛市”狀況。但過去一年，中國進口鐵礦石到岸價也一度摸到131.4美元/噸的年度高點，雖然之后有所回落，但118.2美元/噸的年度價格依然居于中國鋼鐵企業的盈虧平衡點之上。
再拉長一點時間可將鐵礦石的價格走勢看得更清晰。以人民幣計價，2016年中國進口鐵礦平均價格為372元/噸，次年升至482元/噸，又過了一年，價格上行至568元/噸，接下來的2019年和2020年繼續揚蹄躍進，平均進口價格分別漲至654元/噸和703元/噸，至2021年，進口鐵礦平均價格首次突破千元，漲至1162元/噸，而按人民幣對美元的年度價格計算，2022年中國進口鐵礦石價格為816元/噸。六年多的時間里世界經濟風云變幻，而鐵礦石價格保持上行勢頭如故，最高漲幅達到212%。
在鋼鐵生產成本構成中，鐵礦石占比近60%。鐵礦石價格上漲也引發連鎖效應，對鋼材價格形成了強力驅動，同時傳導至下游產業，船舶、飛機、橋梁、汽車、家電和房地產等一系列工業品與民用品生產成本都隨之上升，其中絕大多數產品的成本最終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同時，由于鐵礦石出口地與進口地十分集中，財富在相關國家的轉移以及利潤在相應國家行業企業之間的再分配路線格外明晰。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鋼鐵生產國，鋼鐵產量已經連續20多年居全球首位，而且其間年年擴量增產。2002年中國粗鋼產量1.8億噸，中國鋼鐵協會預測2022年為10.1億噸。與此相對應，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消耗國，年均進口量占到全球總進口量的60%以上，對海外進口鐵礦石的依賴率高達80%。
一方面是鐵礦石價格持續攀升，另一方面是中國鋼產量不斷增長帶動鐵礦石進口放量，中國因此付出的超額采購成本不言而喻。最新數據顯示，2022前11個月中國累計進口鐵礦石10.2億噸，全年超過2021年的11.24億噸應該沒有什么懸念。若以11.24億噸的進口量為參照，結合118.2美元/噸的進口價格計算，意味著中國鐵礦石進口用匯高達1328.5億美元。
全球鐵礦石資源又主要集中在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亞的力拓和必和必拓以及福蒂斯丘四家企業手中，鐵礦石價格上漲在進出口企業之間引起的利潤分化值得關注。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前11個月國內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實現利潤總額229.2億元，同比下降94.5%，而2022年財年必和必拓歸屬于母公司普通股股東凈利潤高達309億美元，同比增長173.35%。
價格話語權的博弈
鐵礦石價格走高固然有需求因素的牽引，但作為黑色金屬類的大宗商品，其價格理應由期貨市場所決定，就像國際銅價主要由LME銅期貨價決定，全球大豆和玉米買賣價格由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大豆期價和玉米期價決定一樣。然而，鐵礦石期貨還是不十分成熟的品種，全球范圍內有印度商品交易所ICEX和印度多種商品交易所MCX聯合推出的鐵礦石期貨、新加坡交易所在掉期交易基礎上推出的鐵礦石期貨，以及大連商品交易所推出的鐵礦石期貨，但由于各自參考基準不同且標準各異，同時三大市場處于割裂狀態，最終釋放出的期價很難受到鐵礦石供應商與采購商的一致認可。
普氏能源公司發布的普氏鐵礦石指數雖然反映的是中國主要港口鐵礦石CFR(成本+運費)現貨價格，但其數據樣本多為“活躍”參與現貨交易的小規模鋼企和貿易商，而不是礦山和大型鋼廠，不僅代表性欠缺，而且指數價格編制方式也不透明，背后利益盤根錯節，如普氏能源母公司麥格勞-希爾集團股東中閃現著摩根大通、花旗銀行等金融巨頭的身影，但這些金融機構又分別持有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的股份，而且淡水河谷母公司巴西國有資本Valepar公司還直接持有麥格勞-希爾集團的股份。這種十分復雜的股權結構關聯很難讓鐵礦石的最終定價擺脫金融資本與礦山資本聯手做局的嫌疑，也難以贏得包括中國鋼鐵企業在內的全球(主要是中日韓三國)鐵礦石采購方的青睞。
因此，全球鐵礦石交易價格最終采取的還是長協定價機制，即全球三大主要鋼鐵生產國中日韓鋼鐵企業在各國行業協會組織牽頭下推出行業代表，與鐵礦石供應商進行價格談判，雙方商定出長期價格。但說起來是長期價格，實際敲定的只是一年內的鐵礦石進出口“首發價格”，“首發價格”后的市場價格也是漲多跌少。而且國際鐵礦石談判中歷來遵循“跟隨”潛規則，即只要鐵礦石生產商與談判任何一方達成了長期合同價格協議，其他鋼鐵企業都應跟隨這一價格。而由于日本在必和必拓和力拓等礦山中持有不少股份，幾乎每一次談判結果都是鐵礦石供應巨頭率先與日本鋼鐵企業訂立“城下之盟”，中國企業只能無奈“跟隨”。
對于中國鋼鐵行業而言，長協定價機制帶來的痛苦其實遠不止基于采購價格的被動“跟隨”。回視近20年中國參與全球鐵礦石價格談判的歷程，其間既有談判過程中有人為了從國際礦山那里拿到更多的長協礦，進而高價倒賣給國內中小鋼企而和鐵礦石廠巨頭進行非法交易的行為，也能經常看到國內眾多中小鋼鐵企業繞過長協談判直接與鐵礦石供應商私下達成采購協議，致使處于膠著長協談判狀態的國內大型鋼鐵企業不得不接受供應方要價。因此，雖然中國占據著世界鐵礦石最大進口國的位置，但依舊對鐵礦石定價沒有話語權。
仍需淬煉內功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我們非要大動干戈地進口海外鐵礦石而不采用本土礦石資源？中國是繼澳大利亞、巴西和俄羅斯之后的鐵礦石藏量第四大國，整體資源儲量超過200億噸，但我國鐵礦石平均品位僅34.29%，遠低于全球鐵礦石平均品位的48.42%，真正屬于鐵礦石富礦類資源的只有2.2%，其他都是貧礦，而且國內鐵礦資源分散，多數深埋于地下，開采與轉化難度極大。
相比之下，澳大利亞鐵礦石都集中在地表，并且很多礦區都是靠近海洋的露天礦，開采難度小且裝海方便，論效益性與經濟性并不弱于國內鐵礦資源的開發。正是如此，我們很難擺脫對海外鐵礦石的進口依賴，其中維持從澳大利亞的六成以上進口很長時間內將是常態。
針對鐵礦石價格的非正常上漲，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多次進行市場干預，對哄抬價格行為起到了震懾作用。但提升鐵礦石價格博弈的話語權，進而構造出對國內鐵礦石進口的有利格局，以及改變既定而頑固的國際談判規則，遠遠不是行政手段的干預所能解決的。根本出路是，我們在向海外伸出商業力量長臂的同時，更需要從國內產業布局與資源利用層面拓展治本的有效路徑。
首先，要提高對外談判話語權的聚集度。關于這一點，半年前成立的中國礦產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有可能擔起大任。一方面，未來中礦資源將代表國內鋼鐵行業與海外鐵礦石生產商談判，在此基礎上牽頭實施鐵礦石集中采購制度，既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國對于鐵礦石的議價能力，也可以對國內進口鐵礦石資源進行合理的行業組合與配置。另一方面，中礦資源接下來有可能與海外鐵礦石供應商進行實質性的戰略合作，如雙方在資本層面展開與推進交叉持股、共同開發第三方鐵礦石以及其他礦產資源，以及為合作行業共同制定綠色低碳技術等資源優化方案和標準等，最終形成一定程度的利益共同體，從而為鐵礦石進口配備出可以解壓的產業服務鏈與安全供應鏈。
其次，要繼續推動鋼鐵行業去產能，通過產業優化降低鐵礦石的使用強度。雖然經過多年的產業整合，但國內鋼鐵行業的集約度依然不高，排名前十的鋼鐵企業產量占比目前只有41.5%，低于全球60%的行業集中度水平，因此，有必要繼續推動行業橫向資源整合，同時推進以大型鋼鐵企業為核心，集合上游原材料供應商和下游客戶的跨行業、跨地區的縱向聯合，以顯著的范圍經濟與產業規模化提高鐵礦石的邊際產出率。在此基礎上，除了少量特種鋼材外，堅決禁止其他粗鋼生產的增量投資與建設，推動鋼鐵行業的產品結構調整與升級，提高鐵礦石的利用率。
再次，有效利用存量廢鋼資源，構造出對增量進口鐵礦石的替代強度。全球范圍內有以鐵礦石為基礎原料的高爐長流程煉鋼和以廢鋼為基礎資源的新型電爐短流程煉鋼，像美國的短流程煉鋼產量可達70%，歐盟可達42%，但我國90%采取的是長流程工藝方式，短流程煉鋼產量遠低于3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國內目前多達近3億噸的廢鋼資源對粗鋼產量的貢獻率不到20%。為此，需要加大電爐鋼工藝技術的研發與升級力度，同時通過支持平臺集中收儲、廠商責任界定等手段徹底改變廢鋼回收小、散、亂的特點，實現廢鋼資源的應收盡收與應用盡用，最大效度地實現對鐵礦石增量進口的替代。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