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視頻|呂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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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輯|沙子涵

編輯|陶若谷

“不敢拿身份證，說沒帶”

康根長，68歲，日結工

●2023年3月2日凌晨五點，半坡立交橋下聚集著等待招工的人。

天還沒亮，西安半坡立交橋下已經聚集了近千人。包工頭開著面包車過來招工，幾十個工人同時涌上去，有經驗的包工頭為防止被圍困，會控制面包車低速前行，不做停留，搶活的人扒著車門跟著跑，招工就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你要做啥的？瓦工要不要？”嘈雜的詢問聲里，幾個年輕工人沒等說出招工需求，就拉開車門鉆進了車里。

康根長凌晨四點就來了，已經站了一個小時，緊盯著來往的面包車。試了幾次上前詢問，沒等靠近就被年輕人擠在了外面，無奈之下，又退回等待的人群里。看到有人拿著冒熱氣的烙餅吃早飯，他咽了咽口水，從工具包里拿出一袋方便面，“弄點吃的對付一口，填飽肚子就夠了。”康根長舍不得花錢，如果沒找到活兒，他要把一天的開銷限制在10塊錢之內。

●在橋下等待招工的人。

●人群中的康根長。

最近三個月，“沒有活兒做”已是康根長的常態。

康根長今年68歲，西安藍田縣人，和很多村里人一樣，過得不富裕，土坯房前幾年靠資助才得以翻新。田地不到一畝，種玉米，勉強維持日常開銷。為了掙錢，康根長和妻子到西安打工，已有十余年。兩人在郊區租了房子，房租一個月300塊，不到10平米的房間里，沒有窗戶和衛生間。

●半坡立交橋下，每當有人來招工，工人會迅速聚上來詢問工價。

●吃早飯的工人。

康根長不識字，只能挖地溝，搬水泥，拿推車拉磚，年輕時做力工，每個月能掙4000塊，現在很難搶到活兒。他不善言辭，沒有年輕人會搶，即便搶到了，對方問了年齡，也會拒絕他。“老板看到年紀大就不讓上車，有的老板直接說，你這歲數到工地也是白搭，快回去吧。”康根長說。

很多工地要查身份證。之前有幾次，上車時沒問年齡，到了工地要身份證，他不敢給。工地離著十幾公里，甚至上百里遠，但年齡不符合要求，不能進，還是得回去。有些包工頭會給一點回家的路費，也有不管的，康根長只能自己想辦法。

●在半坡立交橋附近，人們趴在車窗前和包工頭詢問工價。

●臨近中午，沒有找到工作的康根長在橋下休息。

等活兒的人群中，如果有人問起他的年齡，他會說自己“50多歲，長得顯老”，從不輕易拿出自己的身份證。去年有一份屠宰場的工作，工資每個月有5000多，康根長特別想去，面試時一直不敢拿身份證，說沒帶。他心里有歉意，隱隱藏藏不是辦法，在外打了10多年工，都是本分做事，沒想到會在年齡上和人說謊。但如果拿出了身份證，意味著又要失去一個機會。

“不拿身份證你來干嘛？”康根長答不上來，最后回了家。“人家怎么也不給安排活。”康根長知道，年紀大了，老板怕他在工地出問題。他一般會找沒有年齡限制的私人工地，但不給交保險，也面臨安全隱患。

2021年在白鹿原卸水泥，地面不平，他摔進一米多深的溝里，斷了3根肋骨。工頭以為他在下面休息，叫他繼續干活。康根長動不了，只能打電話給妻子，才送進醫院。醫藥費六千塊，私人工地不給賠，報警后對方才同意，但只賠了一半。

●來橋下找工作的女工。

●坐在路邊吃饃饃的陜西女工。

●等活兒無聊的時候，康根長（右二）在半坡橋下看直播表演。

康根長沒活兒的時候，兩人的開支主要靠妻子維持。三個孩子都已成家。兩個女兒外嫁，兒子湊不上錢買房，35歲才結婚，三年前遇上車禍需要看病，家里因此背上了15萬債務。這兩年，康根長和妻子打工還上了10萬，還有5萬沒還清。

妻子今年62歲，在西安城郊給雇主接送、照看孩子，每個月工資1500元。此前，妻子在另一戶人家做保姆，照顧老人七年，老人對她挺好，偶爾多塞一些錢。但雇主家里是非多，妻子有時會被老人的子女攆出門，在外面待到天亮再回去。

現在換了工作，沒有了冷眼相待，時間也相對寬松，但工資少了一半多。在生活中，兩個老人能省則省，不想拖累孩子，“這就是現實，沒辦法。”

半坡立交橋下，康根長是走得最晚的一個，晚上9點還會在那里等，零星會有一些臨時的散活兒。最近接的幾個都是清理垃圾，從夜里12點一直干到早上8點。“也不知道后面的日子要怎么過，只能趁著能動的時候多干些活，多賺些錢。”康根長說。

“留點治病的錢，不想再問孩子伸手要。”

程世斌，61歲，臨時工地

●在鋼架上刷漆的程世斌。

令程世斌慶幸的是，被國企（某建筑承包商）工地辭退后，還有人愿意收留自己。他現在負責給鋼材刷漆，每天要在5米高的腳手架上下30多次。年輕時輕松爬上爬下，現在一上去腿就軟了， “老了，沒有人想一直打工，生活所迫。”

61歲的程世斌是陜西寶雞人，在一家國企建筑工隊做臨時工近40年，修過路架過橋，被辭退前在工地上開鉆井空壓機。機器壞了，他一聽聲音就知道是什么毛病。新來了工人，總工會讓他做領班，處理棘手的活兒。

作為城市的建設者，建筑工人被視為最辛苦的一個群體。程世斌去過上海，為摩天大樓灑過汗水。在川藏線上做工程，海拔4000米，走兩步就喘不上來。一次工作疏忽，讓他被4米多高的鉆井機軋斷了腿，養了3個月才慢慢恢復。

●上腳手架前，程世斌準備系安全帶。

●用砂輪打磨鋼架。

●在工地上工人們清理建筑垃圾。

2021年9月，程世斌離開了工地，距離他的60歲生日，還有5個月。

60歲“清退令”即將施行，三個年齡相仿的工友，一起被辭退，他們在一個小飯館吃了頓飯，算是第一次在工地過生日。大家都很失落，沒有工作、沒有固定收入、沒有退休金，不知道怎么養老。拿著行李鋪蓋，程世斌騎著摩托車在回家的路上想了很多。

●程世斌在腳手架上作業。

他突然覺得自己老了。在外面漂了一輩子，在家里待不住，愛喝點酒，打個麻將，一直這樣也不是辦法，程世斌和同村的人商量，有小活就叫他。

去年疫情期間，程世斌到甘肅天水干了一個多月的綠化，每天就是干活、做核酸、再干活、再做核酸。

由于年齡原因，他多數是通過家里、朋友的關系找活兒，而且要經過老板的衡量——身體素質、反應程度、技能這些，考核通過，才能有個機會。

●一天工作結束，程世斌和工友吃晚飯。

●干了一天的活兒，晚飯后工人們回屋休息。

宋青峰是程世斌所在工隊的領班。他介紹，現在很多工地除了查身份證，還要看體檢報告，工人年齡超過55歲，就要考慮是否留用了。三年前，他曾和一名突發腦溢血的50歲工人家屬扯皮了很久，還是賠了20萬。“除了熟人介紹，一般年紀大的工人不敢用。” 宋青峰說。

程世斌如今的工資是一天190，他已經連續干了一個月，一天都沒休息，“休息一天190沒了，都要堅持的”。他計劃再干五年，想自己多存一點錢，留點治病的錢，不想再問孩子伸手要。

以后程世斌還要不停找活兒打工，“我掙我的苦力錢，我對自己負責，對老板負責，自己心里有數就行”。

●長時間的刷漆工作后，程世斌來天臺上透氣。

“對方的答復永遠是：沒有錢，等著”

高江才，64歲，日結工

在西安西郊勞務市場，看工友在路邊打牌，成了高江才消磨時間的方式。高江才今年64歲，貼過瓷片，鋪過水泥，靠打零工的方式維持生計。

他每天在工地抬大理石，要兩個人一起才抬得動，每天要干夠九個小時。上年紀后，他明顯意識到自己不如年輕時應付得來了，太高了會害怕，手比之前更抖了，搬板子時落在工友后面了，他會歇一歇，再慢慢趕上來。

●高江才（左二）等活兒的時候，在路邊看工友打牌。

●在電動車上午睡的工人。

●在街上找工作的人。

高江才每月有三千塊退休金，他想多掙點兒，出去找活干。兒子結婚時，他和妻子在西安買了套房子，花了30萬首付，花光了家里的積蓄，如今兒子在外地工作，房子兒媳住著。妻子干保潔工作，女性過了58歲，活兒就更少了，兩口子都想多掙一點，給孩子補貼一點，“中國的傳統就是這樣子的，反正也都是為了孩子。”

不過，高江才并不是每個月都能有活。在高江才的手機里，招工群每天都會發布信息，多數都有年齡限制，他只能通過工友帶進工地干活兒。

沒有合同庇護，被坑是常有的事。去年去搬瓷磚，干了20天，包工頭突然讓他從工地離開，說他年齡太大，不符合要求，直到今年工資還沒有結完，拖欠4000多，對方的答復永遠是“沒有錢，等著”。現在高江才找的活兒都是不卡年齡的，“畫上工日，說過兩天結”，結果往往落空。

●沒接到電話時，高江才也會騎著電動車接一些載客的散活兒。

●中午妻子回家做午飯。

●高江才和妻子在西安租房住，房租每個月 300元，房間里擺放的家具都已經破舊，他們舍不得換新的。

他也嘗試去做一些私人家裝，鋪地磚，安裝水電，比工地工資高，也沒有了包工頭賺差價，卻容易碰上苛刻的業主。有一位驗收時找借口不給錢，高江才氣不過，可以不給錢，但已經完成的部分要砸掉。后來3000多塊錢的活賠了200，在那之后，他不再接私人家裝的活兒了。

媒體報道中，過去10年里，建筑工人群體幾乎沒有吸引到年輕人進來。年輕人不愛干，只有老人肯吃苦，工地對年齡上限做了要求后，不愿離開的老人成為了一個被忽視的群體。

現在，高江才每天六點半趕早，去招工多的地方等著，只有小工，沒有大工，久久尋不來合適的機會。等工的時候，他喜歡看人打牌下棋，但自己不打。“不能把辛苦掙的錢在打牌時輸掉。”高江才說。

●早晨是招工最多的時段，如果沒找到工作，意味著這一天又進入了漫長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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