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以來，北京、廣州、濟南、大連多地發布了義務教育學位預警。北京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7~2022年北京已累計增加了18萬個中小學學位，并計劃在2023年繼續增加2萬個中小學學位。這些學位壓力源自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當年出生人口的大幅增長。

但故事的另一面是，在短短一年生育高峰后，從2017年起，我國出生人口持續快速下滑，從當年的1723萬人降至2022年的956萬。出生人口大幅波動，也對不同教育階段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香港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學講座教授、特區政府前人口顧問葉兆輝形容為“多米諾骨牌效應”，他警告說，出生人數下降首先會影響幼兒園，然后是中小學和大學，最終影響到勞動力。

中國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之后，教育如何應對人口之變？各地政府又該如何根據學齡人口變動趨勢科學規劃未來數十年的教育資源配置？城鄉之間的教育差異是否會進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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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中國教育戰略學會區域教育分會理事喬錦忠曾專門調研人口變動與教育資源配置的關系，并參與教育部多個司局政策咨詢、省市縣教育規劃編制和政府評估。就相關問題，他近日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

最先感受到人口負增長的就是學前教育。圖/視覺中國

2035年義務教育在校生或減少3000萬

中國新聞周刊：2022年，中國正式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隨著新生兒持續下滑，學齡人口會相應減少，人口變動將如何影響不同階段的教育資源需求？

喬錦忠：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總和生育率就已降到2左右，這個數字至少達到2.1，才能達到人口正常世代更替水平。2016 年，國內實行“全面二孩”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政策效應很快釋放完畢。2017年開始，全年人口出生數持續下降，2018年又比2017年減少200萬人，2020年、2021年都比前一年減少200萬左右，未來中國出生人口持續下降的趨勢基本是不可逆的。

現在婦產科已經從過去的床位緊張到過剩，幼兒園這兩年也沒以前那么難上了。所以，最先感受到人口負增長的就是學前教育，目前這個階段受到的沖擊最明顯，但從更長期來看，義務教育未來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

我們團隊用模型預測了2020~2035年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齡人口變動，發現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數先短期緩慢上升，在2024年達到峰值約1.46億，隨后呈現加速下降趨勢。2025~2028年平均每年學生以一兩百萬的量級在減少，2028~2035年每年減少三四百萬的規模。具體而言，小學學位需求峰值出現在2024年，比2020年多出了約485萬，初中學位峰值稍晚，出現在2029年。最終至2035年，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規模將比2020年的1.4億減少約3000萬。實際上，當時我們做預測時使用的總和生育率數字是1.5，但2021年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了1.15，現實可能比我們所預測得還不樂觀。

中國新聞周刊：在校生減少3000萬，學校是否也要相應減少？

喬錦忠：事實上，自2003年以來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數一直呈減少趨勢，2020~2035年期間將繼續延續這一趨勢，而且下降速度逐步加快。預測表明，2035年全國小學、初中需求數分別為9.28萬和4.79萬，較2020年分別減少5.14萬和0.38萬。顯然，人口負增長對小學影響比初中要大，因為小學在規劃時分布更密、服務半徑更小，所以總體基數上也更大，而初中輻射的面積更大一些，所以存在更多冗余空間。

中國新聞周刊：也就是說，由于生源減少，12年后，小學數量將至少減少一半，未來哪些學校可能會第一波關停或倒下？

喬錦忠：人口萎縮較為嚴重的地區小學可能會最先收縮，這主要與學校所處地理位置和社會環境有關。另外就是民辦小學可能也會“死掉”一批，尤其在民辦校占比較高的地區，有的地區民辦學校在校生數甚至超過了公辦學校，這可能與當地政府的財力相對較弱，對公共教育的投入不夠有關。但在義務教育階段，還是應該回歸公辦，這兩年國家在政策上在積極調整，在引導和督促地方政府切實承擔法定的教育責任。

總的來說，未來教育供求關系一定會發生根本性變化，帶來的結果有兩個：一方面是學校出現招生困難，部分會倒閉；另一方面，隨著生源減少，學校自然而然就要轉向小班化教學，班級規模會縮小，生師比也相應降低，老師也終于有條件從主要關注班級控制，轉向更關注每個個體，這客觀上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學質量。世界上其他經歷了“人口塌陷”的國家在教育上也都經歷了這樣一個趨勢：未來中國的義務教育肯定要走小班化、提升質量的道路。

中國新聞周刊：日本少子化趨勢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變明顯，從1990年代起，日本教育理念發生顯著變化：開始提倡“寬松教育”，小學廣泛引入“體驗式學習”。中國現在每個教育階段還是很“卷”，未來隨著教育供求關系變化，是否也會走日本這種路徑？

喬錦忠：有很大的可能性。未來升學會變得更容易，學生也不需要那么緊張，我們在教育的節奏上也會把控得更好一些，學生也從單純關注分數和排名轉向關注知識本身，不再需要陷入各種競賽的怪圈中，這有利于整個義務教育階段辦學質量的整體提升。

還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教育供求關系變化過程中，辦學條件標準調整的時機很重要，因為各地所需學校數量的多寡既與學齡人口規模有關，也與辦學條件標準有關。比如現在教育部規定小學班額不超過45人，中學不超過50人。未來這一標準到底應何時調整、怎么調？個人認為應盡量避免在學位需求波動較大的年份，簡單大規模建設或撤并學校。政府在建設和撤并學校時，還應靈活調節辦學標準，共同應對學齡人口增減。適時調節辦學條件標準，比如對班額的調控，能使學校供給保持相對穩定，有一定量冗余，避免財政資源浪費。如果僅為了滿足高峰時的需求，過量新建學校，學齡人口在達峰后迅速下降，大量新建學校可能就會形成資源浪費。

中國新聞周刊：學校數量減少同時，這一過程中師資配置會發生哪些變化？

喬錦忠：與在校生數變化趨勢類似，2020~2035年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專任教師需求量總體減少，按現行生師比標準，到2035年全國將有約150萬小學教師、37萬初中教師過剩，小學教師需求量過剩較大，初中教師先短缺后過剩。

為應對這些過剩，除縮小班級規模、降低生師比外，未來應在穩定部屬和省屬師范大學招生計劃的同時，逐步減少師專和高職高專的師范生招生，保持一定的師資規模和質量。另外，師資培養體系也要調整，調整師范專業設置，擴大音、體、美、勞、通用技術、學前、托育和特教等學科招生人數，減少文化科目招生計劃。實際上，現在的師資供給存在較為嚴重的結構性缺編，語數等大課類老師相對容易過剩，而藝術、體育、科學等小課類老師更為短缺。

2031年城區在校生規模或超過村鎮

中國新聞周刊：你談到了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學校數量和師資需求總的變化趨勢，具體到城鄉間會有明顯的差異嗎？

喬錦忠：未來學齡人口在不斷減少，但城市化還會繼續推進，根據我們的預測，學生的城市化率要比人口城市化率要高出十幾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有些成人不一定在城市生活，但他們的孩子可能在城市上學。預計2031年前后，全國城市在校生總量會超過鄉鎮和農村，此后一直領先，這是一個分水嶺。在這之后，國內義務教育將總體進入以城市教育為主體的時代，到 2035 年城市在校生比鄉鎮、農村將多近1000 萬。不過，全國各地進入城市教育為主體的時間會有差異，發達省份會早于2031年進入，中西部落后地區可能會晚一點，因此各地在教育規劃和資源配置時應因地制宜，因時而動。

這一過程中，農村小學生減幅最大，2020~2035 年間年均減少67.45萬人，2035年較 2020 年減少約 1079.18 萬。村小需求數也呈快速下降趨勢，到2035年所需學校數可能還不足2020年一半，只需3.55萬所。未來農村地區會有大量教育資源是閑置狀態，除了保留必要的教學點和鄉村小規模學校以外，在脫貧任務完成后，建議不再向農村地區傾斜教育資源，當然對于必要、需保留的教學點和鄉村小規模學校，在經費上應按照高于一般學校辦學條件的標準投入，以更好保障有特殊需求的兒童。

但在大方向上，總量上，資源一定要向城鎮傾斜。未來15年內，義務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會不斷向城市聚集，根據測算，與2020年相比，城區在2026 年（高峰年份)需新建小學4000 所，2030年(高峰年份)新建初中4000所。城鎮地區教育公共財政預算事業費所需增加額遠大于農村地區，2020~2035年年均增加555.25億元。不過，隨著整個社會老齡化加劇，養老、醫療、衛生保健方面不斷增長的財政需求肯定會擠占教育經費，這也是沒辦法的，人口結構的變化未來必然會影響到教育經費在整個財政支出中的占比。

未來教育資源的配置要充分考慮農村向城市轉移這個大趨勢，調整一定不能過于滯后。調整過程中，城市化率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參考指標。在逆城市化現象出現之前，把教育資源優先投向城區是更有效率的，也能更好保障最大多數的學生接受更優質的教育。

巨型大學難再見

以就業為導向的高校或大量出現

中國新聞周刊: 人口結構變動最終也會影響到高等教育。比如在以私立高校為主的日本，受少子化影響，很多大學也面臨招生不足和運營艱難的情況，進而刺激了一些大學惡性競爭，為了搶生源，無底線降低招生門檻，以至后期日本大學內出現了“過于彈性化的招生機制”，并導致一流大學大學生不會分數式計算等“學力崩潰”現象。中國與日本不同，高等教育以公立為主，隨著義務教育階段的生源危機延伸至大學，會對中國高等教育產生哪些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喬錦忠：日本的這種情況在未來的中國也可能出現。隨著少子化現象日趨嚴重，未來中國高等教育的總體規模會萎縮，部分辦學質量不高，又無特色的高等學校會面臨關停并轉的局面，高等學校的數量將會有所減少，學校的規模將變小，像現在吉林大學、山東大學和浙江大學等巨型大學將很難再看到，同時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會進一步提高。

雖然我國的高等教育系統以公立大學為主體，而且最頂端的教育資源永遠是稀缺的，但未來大學之間的競爭也會加劇，預計不久的將來“雙一流”建設高校之間的競爭將更為激烈。當然這種情況的出現，同時也為高等教育本身可能提供了系統優化和提高質量的契機。

當未來學生數量減少，學生選擇權更多的時候，必然會激發各個高等學校增強內部改革的動力。中國當下的高等教育系統整體是缺乏彈性的，特別處在金字塔尖的高校，自身進行內部改革的動力和意愿不強，基礎學科不能沉下心來長期堅持攻艱克難，應用學科對市場和供求關系的變化不敏感。隨著學齡人口的減少，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和普及程度的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必然會進入買方市場，屆時學費收入會減少，政府提供的資助可能也會減少，各高校為了生存需要，必然會調整戰略進行差異化發展。

此前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中，尤其是1998年高校擴招中，產生了很多后續問題。由于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啟動非常倉促，沒有按照科學的節奏來走，簡單快速攤大餅的發展模式加劇了高等教育內部的結構失衡。按照國外經驗，工程、醫學，甚至師范教育本應是精英教育，不是任何層次的學校想辦就能辦，但現在低層次的工程、醫學和師范教育比比皆是。從結構上看，真正學術性的高等學校占比不應太高，更多的高校應以培養應用型學生為主，辦學主要指向就業。因此，隨著大學生的減少，未來以就業為導向的高校可能也會大量出現，學校會給學生提供更多和企業合作的機會。大部分高校會主動選擇特色化的發展方向，滿足學生多元化的需求。

另外，現階段中國高等教育階段的“放水”還是比較嚴重的，很多四年本科生實際上在校學習只有三年，剩下一年基本都在實習或社會實踐。此外，對數學、物理等門檻較高的基礎學科，如果嚴格按照學業質量標準，每年會有很多學生被淘汰。未來隨著少子化和高等學校之間競爭的加劇，各學校為了生存會不斷提高辦學質量，建立相對完善的內部質量問責機制，強化教學過程監管。政府也應順應形勢而為，對高等教育結構調整和質量提升進行相應引導和問責。

發于2023.2.27總第1081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喬錦忠：教育如何應對人口之變？

記者：霍思伊 實習生/李金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