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關延遲退休的討論又沸沸揚揚。起因是上周中信證券的研報中提及，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或于2023年公布，并將于2025年正式實施，到2055年前后實現65歲男女同齡退休。在厭工情緒濃厚的當下，這無疑是一個雪上加霜的消息。
這一代年輕人，還沒攢夠錢“FIRE”（提前退休），卻先等來了延遲退休，多少讓人哭笑不得。
關于退休和養老，其實都是人口老齡化的問題，這是一個全球都在面臨的棘手情況。看理想主講人、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梁捷就在看理想節目中多次講到養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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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退休會帶來什么影響？養老金是什么機制？退休和生育率又有什么關系？
今天的文章嘗試厘清上述問題，而在現有的社會局面下，“65歲退休”恐怕是我們能得到的一個不算最壞，但也談不上好的結局。
講述| 梁捷，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
來源| 《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一平方公里內的經濟學》
（內容經過編輯整理）
1.延遲退休與隔代照顧
今天主要想討論勞動年限對于整個經濟系統的影響。我們知道短期的勞動供給，就是下雨天出租車司機愿意多開車賺錢，還是愿意早點下班回家。而今天要討論長期的勞動供給問題，是一個人的勞動年限。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有關退休年齡的規定是這樣的：男性年滿60歲退休，女性干部年滿55歲，女性工人年滿50歲可以退休，對于從事井下、高溫、高空、特別繁重體力勞動或其他有害身體健康工作的男性，退休年齡可提早到55周歲。
這些規定都是1978年制定的，施行至今確實有些過時了。這一代人的身體素質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人到了60歲仍然非常健康，工作沒有任何問題，而且他們經驗豐富，在很多崗位上可能是勞動生產率最高的群體。一刀切60歲退休，對部分人而言恐怕有點浪費。
據統計，2014年OECD國家法定退休年齡平均水平是男性64.6歲，女性63.9歲，中國的法定退休年齡低于這個水平，確實可能造成人力資源的浪費。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也一直在做退休年齡往后延遲的調整。中國與他們相比存在差距。
當然，也有很多人想早點退休，尤其是當代的年輕人似乎對于自己什么時候退休非常介意，因為老年人工作也很辛苦。比如在新加坡，打車的時候經常能碰到司機是6、70歲甚至歲數更大的大叔，滿頭白發還在開車。在食閣吃飯，會發現最后收盤子、打掃衛生的也都是歲數很大的大叔、阿姨。
很多人都認為，讓老年人在食閣收盤子，簡直是新加坡的恥辱。但是在新加坡政府看來，這反而是一項福利。新加坡的這些不需要什么技能的勞動崗位，招募時優先招募老人，使得很多經濟困難的老人也能自食其力，獲得一份收入。
退休年齡的設定，不止是身體問題，也是個經濟問題。很多人因為缺乏積蓄，或者退休以后收入會大幅度降低，因此希望延長勞動供給時間。
而從政府的角度看，延長勞動時間同時也意味著延后領取退休金的時間，可以減小退休金的壓力。所以，政府也有動力去推動延遲退休。但是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老人退休以后干什么？真的是整天唱歌跳舞、游山玩水嗎？有很多老年人會這樣，但更多的老年人會擔負起另一項重任——照顧孩子。
老人不僅要帶孫子，往往還會承擔教育、做飯等更繁瑣的責任。如果要老人延遲退休，增長勞動年限，那么在孩子家庭上投入的時間就必然會減少。
眾所周知，今天中國另一項非常重視的目標就是要提高生育率，鼓勵大家生二胎、三胎。但我們同時也清楚，生二胎、三胎絕不僅僅是夫妻兩人的意愿，還與家庭環境、經濟水平、撫養成本等諸多因素有關。
延長工作年限，理論上說一定會對出生率造成負面影響。現在的年輕夫妻在生每一胎的時候，基本都會先跟父母商量，孩子生下來誰來帶、怎么帶。如果雙方父母都能帶，那么生育的壓力可能會小一些；如果雙方父母都拒絕帶，那么生育的壓力就會變得很大。
這些都是很現實的問題。因為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和意愿請保姆，所以很多夫妻會讓父母幫忙，而年輕夫妻未必和父母生活在一個城市，這就更麻煩了。
假如父母在其他城市，60歲以后還要工作的話，必然無法幫帶孩子，或者時間會非常有限。把孩子放到父母身邊，那大人就要和孩子分開了。這種情況一定會影響生育意愿，從而影響我們國家基本的方針。
如此一來，管理者面臨一種兩難的局勢。如果保持退休年齡不變，跟不上國際趨勢不說，快速增加的老齡化人口對于養老金構成巨大的壓力；如果推遲退休年齡，那么這些人就沒法幫著帶孩子，提高生育率的重要目標就沒法實現。
2.養老金問題
幾十年前曾有經濟學家表示，對經濟學家而言，老齡化是一個新問題。到了今天，老齡化基本還是一個新問題。
美國學者舒爾茨在1976年撰寫了一本《老年經濟學》教科書，是老齡化研究的經典之作。書中，舒爾茨有一句話：“老年人并不是一個由相似成員構成的群體”。也就是說，老年人的經濟狀況相差懸殊，富裕的很富裕，貧困的很貧困，由此導致他們的生活狀態完全不同。
中國老年人嚴重缺乏其他獲得收入的渠道，所以老年人生活的核心問題就是收入問題，或者財富問題。很多老年人其實都還有一定的勞動能力，還能工作，但是現在很少有企業敢聘用不太熟悉的、又超過退休年齡的人群，所以很多勞動力被荒廢，只能回歸家庭。
有些老年人在工作時期已經積累足夠的財富，或者退休后能得到子女的經濟支持，衣食無憂。上海有相當一部分老年人就處于這個階層。
但對另一些未富先老的老年人來說，日子就難過很多。他們沒法開源，就只能想辦法節流，省吃儉用。而對于原本就沒有退休金的農村老人而言，很多就只能依靠子女了。
這兩年，我們經常聽到各類詐騙故事，受害者多是老人。除了批評老年人無知以外，我們也應該理解老年人的焦慮——他們確實沒有其他收入來源了，而他們又想致富，想為家庭發揮更大的作用。
每個老年人的經濟狀況都有所不同。而從政府層面看，應該施行完善的養老金制度，保障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夠維持最基本的體面生活。不過養老金的運營管理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難題，都只能邊看邊調整。
一般來說，政府有兩種最基本的管理養老金的手段。第一種叫做“現收現付制”，通俗地說就是用現在年輕人繳納的養老金，來支付這一代老年人所需要的養老金。
雖然每個年輕人繳納的錢，并沒有直接用在自己身上，但只要保證這種代際轉移的機制持續不斷，以后自己養老時，也會有更年輕人的人繳納養老金來支持自己。這種制度非常穩定，但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人口年齡結構不變，每一代年輕人與老年人的數量相仿，這樣年輕人的壓力就不會太大。
可惜的是，目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就不滿足這個特征。上世紀5、60年代的高生育率，以及1980年以后持續30年的計劃生育，導致目前中國很多地方的人口結構都不平衡，上海就是一例。上海戶籍的年輕人與老年人簡直不成比例，所以單純依靠年輕人的稅收來支付老年人的養老金，是不現實的。
另一種籌措養老金的方式叫做“基金制”，就是所有老年人的養老金都放在一個基金池里，確保這個基金能保值增值，用這個基金池里的資金來支付老年人的養老金。這個想法是不錯，金融手段可以有效彌補人口結構不一致的問題。在精心管理下，基金的增長幅度也有可能與養老金的增長幅度相匹配。
而“基金制”的最大問題在于風險。基金要交給專業公司管理。再專業的公司，只要追求盈利，就會面臨一定的風險。根據金融學的定律，風險一定與收益相對應，追求越高的收益，就必定面臨更高的風險。
問題在于養老金并不是一般的資金，它幾乎不能承受虧損的結果，養老金虧損的后果不堪設想。所以在基金制的模式下，如果人口結構變化對養老金的增值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它本身也必定暴露在更高的風險之下。
3.延遲退休的經濟后果
可見，養老金管理是個棘手的問題。當有關部門想推動延遲退休的時候，往往會發現踢到了另一塊鐵板。促進出生率是現在的國家大計，絕對不能受影響，而養老金支付困難也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危機，絕對不能接受。
如果老年人再努力一點，上班同時再盡量幫著帶孩子，那么問題就解決了；年輕人再努力一點，即使父母沒法幫著帶孩子，自己也可以多帶啊，這樣問題也解決了。
可大家都不是這樣想的，這個問題最終也解決不了，一定會擺在那里。所以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決定逐步延遲退休，男女都到65歲左右退休，再往下推就很難了。因為生育率擺在那里，如果繼續硬推，生育率會更難看。最終，我們將得到一個不算最壞，但也并不怎么好的退休方式。
我們再進一步思考，為什么非要把生育率看得那么重要，提到這么高的高度？人口問題的重要之處，在于它是決定長期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幾個因素之一。而長期經濟增長，也就是GDP的增長，會決定全體人民的福祉，所以它也是我們最根本的目標。
但是生育率有一個很基本的特點，是諾貝爾獎得主貝克爾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他觀察到，孩子數量與質量存在一種替代關系。隨著整個社會人均收入增加，父母不再僅僅追求孩子的數量，而會更多地追求孩子的質量，這就必然導致生育率下降。
這其實反映了父母的真實意愿：我情愿少要孩子，也要保證孩子的質量，要讓孩子身體更好、接受教育水平更高、未來的預期收入也更高，可以過上更好的日子。
正是因為孩子數量與質量存在替代關系，這才導致著名的馬爾薩斯預言失靈。馬爾薩斯曾經認為，人口增長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人不會不生孩子。這個預言顯然已經被證偽了，所有發達國家的出生率都在下降，而且都已經跌破自然更替率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想優生優育，少幾個孩子，但要提高孩子的質量。
延遲退休以后，對于孩子的教育質量會有什么樣的影響？我們有兩種不同的猜想。
第一種猜想，延遲退休以后，老人照顧孩子的時間少了，父母不得不減少生孩子的數量。孩子的數量少了，他們所受的教育就會提高。父母以前有機會生更多孩子，反正可以交給老人來帶。現在不得不少生，少生了就會更好地教育。
第二種猜想，延遲退休以后，父母不得不自己更多地照顧孩子，從而減少在工作中的投入。
我們都知道，在工作中的投入時間，努力程度，與個人以后的發展密切相關。設想一下，公司里有兩名背景、資歷都很相似的員工。其中一位，每天加班到深夜，從來不管孩子，反正孩子有老人帶；還有一位，每天到了5點就要匆匆忙忙下班，因為要去接孩子放學。那么作為公司的領導，你要選拔其中一位員工成為經理，你會選拔誰？
用不了幾年，這兩位員工的職業前景就會出現較大差異。
再往下推進，這里會出現一種可能性：收入更高的員工，有機會為孩子創造更好的學習環境，甚至送孩子出國讀書，幫助孩子積累更高的人力資本。而部分犧牲職業前景的打工人，相對而言可能沒有能力為孩子創造更好的學習環境。
所以，老人延遲退休沒法帶孩子，可能導致第三代的人力資本下降，這是第二種猜想。
在這樣的環境下，延遲退休到底會對社會總體的人力資本產生怎樣的影響？中山大學郭凱明等幾位老師撰寫過一篇論文，他們構建了一個模型，研究延遲退休通過人力資本對于總體經濟的影響。
結論是這樣的，退休年齡延遲1年，會導致年老人隔代撫養時間下降0.90年，年輕人勞動供給時間下降0.66年，人口生育率下降0.05，與我們之前所做的推論相符。
在退休年齡60歲時延遲退休年齡1年，經濟增長因子將提高0.2%。老年人繼續對社會做貢獻，對于經濟增長是有益的；但隨著退休年齡提高，經濟增長因子的變化由正轉向負，拐點在退休年齡為64-65歲之間。
所以在65歲以后，如果還要繼續延遲，那不僅影響出生率或者年輕人的人力資本，對于總體經濟也是不利的。
4.老年失業
由此可見，一項簡單的經濟策略調整，可以極大地攪動原有的社會經濟秩序。老年人延遲退休，影響的絕不僅僅是老年人，也會影響中年人，影響年輕人，影響剛剛出生的孩子。
同樣，我們對于眼下最關注的問題，比如生育率問題，也不能只盯著年輕人生不生，還要想想生出來以后誰來帶，老年人是否有時間、有能力、有意愿幫著帶孩子？
這使得我們必須更深入地思考50-65歲人群的勞動供給問題。如果一個人在50多歲60歲失業，他還是否能找到工作？
“35歲失業”是一個被討論過多次的問題。在中國目前的勞動力市場上，很多企業都會持續地淘汰35歲以上的員工，保持企業的年輕化。而一個人在35歲失業，雖然仍然年富力強，但要找工作會遭遇很多困難。這就是中國勞動力市場上不言自明的年齡歧視。
一個人35歲失業都很難找到工作，60歲失業就更找不到工作了。而養老金要65歲才能領取，中間可能存在很長一段時間的空檔。老年失業，如何保障生活？這又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同樣是失業，對于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影響并不一樣。對于年輕人來說，在中國的文化里，一直有啃老的機會；而對于老年人來說，在經濟上反過來依賴年輕人，這是很少見的。同時，老的人更有可能背負房貸等貸款，壓力會更沉重。所以，延遲退休是否會導致例如老年失業這樣的情形發生，也是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
總體而言，一個人總是處于家庭和勞動力市場這兩種環境之間，為家庭付出時間多了，為工作付出時間就少了；同時，一個人又總是處于不同的世代之間。上面有老人贍養問題，下面有孩子撫養問題。所以當我們看到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頭痛醫頭是沒用的，必須要思考這個社會問題在社會結構中的作用關系。
延遲退休這件事會對很多方面產生負面影響，為了推動延遲退休，我們需要完善兒童照顧系統，需要推動老年人的失業保險，需要改善勞動力市場的年齡歧視，需要改善養老金的組成結構，有太多事情需要做，這些事情相互聯系在一起。
不管洪水對于城市的沖擊，還是出生率對于經濟系統的沖擊，情況都是如此。可能找不到哪個具體要為這個問題負責的人，但是還是要去推動一些事情的改革，在這個體系里的每個人都負有一定的責任。
參考資料：
郭凱明等，退休年齡、隔代撫養與經濟增長，經濟學季刊，2021年第2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