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下解離通知書后，李文佳結束了在方艙醫院的10天隔離生活。離開和來時一樣，同樣在夜晚，拖著同樣的行李箱。不同的是，現在已經沒有了10天前的長隊，以及彌漫在空氣里的緊張。
(資料圖片)
她是這家方艙醫院僅剩的2名病人之一。12月17日，北京市朝陽區黑莊戶鄉朗悅花園方艙指揮部接到通知，應疫情防控調整，暫時休艙。等剩下2名病人解離之后，留守的醫護人員將對方艙做最后的消殺清理。隨后，這個一個月前臨時開辟的方艙，將會關上大門，完成自己的使命。
11月16日，朝陽區的保障房小區朗悅花園被征用作為臨時方艙，以應對朝陽區暴發的新一輪疫情。最高峰時，原本設計承載2400人的北區住進了2800人，隨后，南區又接納了800多人。
12月7日，北京市宣布，優化調整隔離方式。此后，這家臨時方艙面臨更為復雜的局面——每天有100多人遞交特殊解離申請書，但也有患者遲遲不愿離艙，在艙外，有患者“提前預約都進不來”。
一個月里，這家臨時方艙醫院經歷了封控與開放、滿艙與減艙，如今終至尾聲。
12月9日，拎著行李出艙的患者。新京報記者王穎 攝
“陽了就得去方艙”
“陽了就得去方艙。”這是張聰得知自己核酸陽性的第一反應。
11月23日，社區工作人員上門通知張聰核酸陽性。那一瞬間，張聰覺得“很愧疚”，“因為單元樓要封了，鄰居都出不去，感覺自己‘犯罪了’，就覺得應該走。”
她是北京當天新增1648例感染者中的一個，前一天感染者還未破千，24小時內數字幾乎翻了一倍。“那一輪疫情傳播速度快，傳染性強。”朗悅花園方艙總指揮李瑞杰回憶，為應對快速傳播的疫情，11月15日，他接到通知，前往朝陽區黑莊戶鄉朗悅花園組建臨時方艙，接收無癥狀和輕癥感染者。
這里原本是朝陽區一處尚未使用的保障房小區，有十多幢18層高的住宅樓，周圍是低矮的民房。首先啟用的是北區，可容納2400人。不到24小時的時間，工作人員分隔出了患者居住的“紅區”、醫護生活的“黃區”，指揮部所在的“綠區”，以及進出消毒的通道，“最緊急的是把普通小區改造成能收治傳染病的區域”，李瑞杰稱，當時甚至連WIFI都來不及搭建。
11月16日上午10點，朗悅花園北區開艙，首日便入住了500多人。五六日后，入住了近2000人。
朗悅花園方艙總指揮李瑞杰，他待到了休艙前最后一刻。新京報記者王穎 攝
張聰入住時，朗悅花園北區的隔離人數已近峰值。她在24日凌晨兩三點轉運至朗悅花園，在車內等了2個小時才進入方艙，“前面都是排隊的轉運車。”當天，北京的夜間氣溫-5℃，車上不能空調，等到她下車時，“腿都已經凍麻了。”
在張聰的印象中，方艙是那種“幾千人在一個棚子里，燈光亮到晚上都不睡不著”的地方。但眼前這個頗為不同——“就像公寓一樣”，她入住了7號樓8層的一個房間，那里已經有了一個室友，也備齊了牙刷、毛巾、燒水壺等生活用品。
她發現自己入住后的幾天，入艙人數在不斷增長。方艙內許多兩居室加入了第三個人、第四個人，廚房、客廳鋪起了行軍床。11月28日下午，醫護人員敲門，示意張聰的房間要過來一個新的患者，但因為當時自己還沒出現癥狀，就拒絕了。第二天，她發現隔壁房間搬進來一位母親，帶著兩個月大的嬰兒。
“入住方艙的年齡最大的90歲，最小的只有30天。”李瑞杰稱，方艙接納的無癥狀與輕癥患者里，也有孕婦、嬰兒、老人等特殊人群，最高峰時，北區接納人數達到了2800人。
醫護支援的力度很難趕上患者增加的速度。邢媛是北京市第一中西結合醫院婦產科的醫生，開艙第二天，她就加入了支援隊伍，當時只有七八名醫生。邢媛記得，有一天凌晨2點至6點，她值班的6號樓接納了近200名患者。每棟樓的一樓是醫護的值班室，那時一樓還沒有取暖設備，除了冷和困，醫生還得安撫每個患者的情緒，“那是最累的時候。”
直到11月20日，朝陽區和東城區的醫護增援，方艙的醫護人員才增加至100多人。此后，就像齒輪終于嵌合，醫護輪班制開始運轉。紅區六棟樓，每棟樓配備一名醫生，一至二名護士，自早上8點開始至次日8點，每4小時輪一次班。
12月3日，護士長吳春芳帶著11位醫護，前往南區開辟了新的“病區”。南區原本是密接隔離點，但當時“社會面壓力太大了”，又變成方艙，接納了約800多名無癥狀和輕癥感染者，醫護也增加至30多名。
邢媛印象最深刻的，是白天值班時，“像下雨一樣”不停響起的電話鈴聲。方艙里每個人都有自己關心的事兒。除問診開藥外，醫護人員還要面對各種“家事” “急事”。
前來詢問的電話中，有妻子即將臨盆的丈夫，有剛懷孕40多天的孕婦，還有即將參加藝考的高中生。無論用多么婉轉抑或激烈的措辭，對于他們來說，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什么時候能出艙？”
等待出艙
等待出艙是最漫長的事情，17歲的高中生余福霖最懂得它的滋味。11月26日凌晨，他核酸陽性，被轉運至朗悅花園方艙隔離。15天后，就是2023屆高考藝考的省考。
11月13日，他獨自一人從湖北襄陽來北京參加藝考培訓。這是他藝考前最后的沖刺。按照計劃，他將于11月24日結束培訓，25日返回襄陽，再去武漢省考。然而，計劃被新冠打破。11月23日，他開始頭疼、發燒，25日，社區通知他核酸陽性。
26日凌晨2點半，余福霖等來了轉運的工作人員。他給遠在襄陽的母親發去消息，自己要被隔離進方艙了。至于何時能夠返回武漢，成了未知數。
根據湖北省藝術類專業統考考生防疫安排，余福霖需要持有從12月5日開始連續6天的核酸陰性證明，并在12月8日之前抵達武漢參加省考。
來北京時余福霖只穿了件衛衣，一件加絨背心，一條夏褲。28日，寒潮抵京，最高溫度只有-3℃，但他每天要在室外排隊兩個小時做核酸。他住的是三人間，支著平板上網課時，時常會被旁邊大哥刷短視頻的響聲吵到。余福霖逐漸焦躁，即使得不到答案，他還是常問母親：“我為什么要天天在這里？”
等待也是張聰唯一能做的事情。最先，她在等自己的癥狀出現，之后，又等核酸結果出來。她以為過三四天自己就會發燒、咳嗽，可第五天、第六天，癥狀一直沒有出現。
11月27日，方艙安排了核酸檢測，按照規定，兩次核酸陰性、一次抗原陰性，就可以出艙。然而，這一次核酸結果，張聰等了5天。在方艙里，張聰的工作沒法展開。她是制片人，需要去各地出差看景、談合作。那幾天，她除了吃飯就是睡覺，“整個人變得焦慮。”
各種情緒開始在方艙內流動。對醫護人員來說，除了提供醫療服務外，“最主要的是要安撫那些情緒。”
辦理入住登記的醫護人員。受訪者供圖
一個懷孕40多天的孕婦，擔心孩子，想出艙做產檢。邢媛加了她微信，私底下以婦產科的專業身份安撫她。許多老人因為有基礎疾病，恐懼病毒。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因為心臟不好，也常常半夜給邢媛打電話。“有時候不是身體問題，就是心理上的緊張。”
盡管方艙接納的是無癥狀和輕癥感染者，但仍舊會出現因并發基礎疾病而亟需急救的情況。
朗悅花園門口常停著兩輛救護車，專為應對這種緊急情況。醫療組組長李慧是北京市第一中西結合醫院呼吸科的醫生，自11月18日來到方艙后，就開始制定一套應急方案。
這個想法源自一次驚險的搶救。那是李慧來方艙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在把一位60多歲患有高血壓的女性轉運至其他方艙時，值班的醫生發現出現了輕微的意識模糊，就留下了她。但隨后，她的情況急轉直下。
李慧趕到時，老太太在輪椅上直往下掉，李慧招呼其他醫生尋找行軍床，打算把她轉移到急救車上。正在此時，老太太眼睛緊閉，開始渾身抽搐，癲癇發作。這幾分鐘的搶救時間里，李慧能做的不多，只有在老太太咬舌之時，找個東西地抵住她的牙齒。所幸，同事在這棟樓的醫護室里發現了一支治療癲癇的藥物，最后穩定了老太太的病情。
當晚，李慧就向指揮部申請，建立一套應急方案。“一旦發生這種情況，我們的搶救流程必須是通暢的、藥品必須是通暢的、醫護人員必須是第一時間到場的。”
之后，李慧對每個值班的醫生護士、搶救點位、搶救車、搶救用品的種類、以及藥品數量都做了詳細的統計。但臨時改造的方艙醫院，只能滿足基礎的急救需求。面對兩千多名患者，醫護需要頂著巨大的風險與壓力。“我統計過，每天的急癥搶救至少有6例。”
有一次，一個60歲男性患者忽然心臟驟停，李慧和其他幾名醫生從趕到開始，到電梯間轉運、送上120跟車急救，直至送到醫院，交給急診科醫生，約2個半小時內，沒有停下搶救，但僅能維持患者的血壓正常，沒能讓患者恢復自主心跳。回到120急救車上，李慧和搶救的幾名醫生抱著哭了。
搶救患者之后，幾名醫生忍不住抱在一起流淚。受訪者供圖
“去方艙的醫生面對高壓的環境，有時候會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心理醫生肖雪負責朗悅花園方艙的心理熱線咨詢，她曾接到過許多醫護的電話。三年來，醫護總在一線面對這些壓力。有一些醫護已經養成習慣，在支援方艙前，會去她那里開一點安眠藥。
“方艙內的醫生不僅承擔醫療服務，還要面對患者的各種需求，包括患者的心理需求。”肖雪說，她感受到，患者更多面對的心理問題不是對病毒的恐懼，而是對陌生封閉環境的焦慮。
李慧曾接診過一個女孩，母親隱瞞了她的病情。來到方艙后，女孩出現了木僵狀態，不吃不喝不言不語不動，之后，又開始出現暴力行為。直到方艙請了精神科醫生會診，患者的表姐才打電話告訴李慧，患者在上一個隔離觀察點突發了精神疾病。“精神科醫生鑒定結果是，這個孩子在隔離點產生了心理創傷。”
因為這些特殊或者突發情況存在，方艙醫院在離艙制度上也留下了一些彈性空間。作為醫生，李慧一直在為一些患者申請特殊解離。
一位肺癌四期的病人，在12月6日提前出艙。他從內蒙古過來北京復查，結果還沒到門診，就核酸陽性，住進了方艙。“他的情況其實不適合在方艙長期觀察。”李慧回憶，患者存在胸悶憋氣、呼吸困難，咯血的癥狀，但由于當時定點醫院爆滿，他們沒有找到愿意接受轉診的醫院。為了他，李慧做了毒麻藥品的申請，用來做止疼的治療。
后來，她為這位病人申請了特殊解離。出艙后，病人自行找到了醫院接收治療。
轉折
12月2日，余福霖在11月29日檢測的核酸結果出來了，還是陽性。
“我要崩潰了。”他給母親發去信息。
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關鍵的岔路口。他報考的是編導專業，根據教育部政策，2024屆起，編導專業將拆解進不同的考試類目當中。放棄這次省考，意味著余福霖將在下一年的復習中要重新搭建知識架構。
從小學四年級偶然接觸到數碼相機開始，余福霖就癡迷于自然攝影。上初中時，他會在天臺待到凌晨四五點，只為能拍攝到想要的星空。平時他的文化課成績在540分左右，但一心想學攝影。編導專業包含了攝影與制作課程，這是他八年來的夢想。
幸運的是，他12月3日做的抗原結果是陰性，4日的核酸結果也是陰性。再有一天的陰性結果，他就可以出艙了。但6日中午，核酸結果還沒出來，不能再拖下去了，余福霖的母親給值班醫護打了電話，“我說能不能請你幫我們家孩子查一查5號的核酸結果。”
不到20分鐘，指揮部就給余福霖發來短信：小余同學，你昨天做的核酸結果是陰性，今天你可以解除隔離了。
深夜，值班的醫護在消毒。受訪者供圖
12月6日下午，余福霖順利出艙。當時，外面的世界已經完全變了樣。持續一個星期，廣州、杭州等多地調整隔離措施，無癥狀、輕癥感染者以居家隔離取代集中隔離。12月7日，“新十條”公布，優化調整隔離方式。
對大部分人而言，等待了一周的政策終于塵埃落定。12月7日這一天，很多方艙的醫護人員因為太忙，直到晚上開會才知道“放開了”。這之后，就是解離條件的一系列轉變——最先，核酸陰性可以出艙；之后，社區愿意接收，也可以出艙；再之后，只要陽性患者家中具備隔離條件，就可以出艙。
醫護的工作重點也隨之傾斜，不再是接聽電話，安撫情緒，而是協助患者辦理解離手續。當時，南區一天里有100多人辦解離手續，“平時我們會派一組人去值班，特殊解離時期，會增派到三四組人。”吳春芳說。
太多人想回家了。吳春芳記得，南區的一位醫護人員，工作了20多天，快要熬到回家的時候發現自己陽了。新的醫護增援后，她回不了家，從醫護生活的黃區搬進了患者居住的紅區。得知政策開放后，她馬上申請了特殊解離。
也有人在猶豫。吳春芳聽說，還是有人想等核酸陰性再離艙，問其原因，是因為“害怕給鄰居添麻煩”。
這一天，不只方艙內的人對病毒、對防控“有了180度的轉變”。余福霖于12月7日下午乘火車返回武漢，按照以前的防控政策，北京屬于高風險地區，余福霖原本一下車就會被拉去隔離。他母親早早來到火車站，“就為了跟防控人員解釋孩子的特殊情況。”幸好，余福霖在火車時，武漢也調整了隔離政策，不用落地隔離了，他就這樣一路驚險而“幸運”地參加了2023屆省考。
張聰12月4日就出艙了。回到家后，除了給自己家的寵物狗打疫苗，她開始“非必要不出門”。“現在也不敢亂跑”，張聰說。防控政策開放后，越來越多的人正在經歷第一次感染。在家中，盡管過著跟方艙相差無幾的生活，但“畢竟是熟悉的環境，自在很多。”
最后進方艙的人
在成批離開方艙的潮流中，還有一部分人想要逆流進入方艙。
李文佳是12月7日當天進入的方艙。社區上門通知她核酸陽性時，讓她自行選擇：“有條件可以選擇居家隔離，沒有條件可以去方艙。”考慮到家中還有一個6歲的小孩，她選擇了去方艙隔離。離開時，她還囑咐丈夫把家中清理消毒。
進入方艙的第一天，她就發現自己是“另類”——她無法出門，但聽到樓道中滑輪的聲音從未停下，從窗戶中望下去，能看到人們提著大包小包的行李準備離艙。
在方艙里，她的癥狀開始發作。那是段難熬的日子，她連續高燒兩天，接著開始拼命咳嗽，之后，她的味覺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吃土豆只有綿綿的感覺，沒有土豆的味道。”她形容。她是山西人，來方艙時特地帶了一瓶醋，但她打開醋，喝了一口，發現舌尖也只有刺刺的感覺，沒有醋味。
那段時間，有位護士每天一早給她打電話，詢問她的癥狀，高燒有沒有退，咳嗽有沒有好，比起在家，這里多了能接受專業醫療服務的安全感。聽說止咳藥沒有效，護士又給她送了另一款止咳藥。
在這期間，外面越來越多朋友被感染，她在朋友圈看到，有人高燒到39℃，也只能獨自挨過。自己表弟一歲多的孩子也感染了，買不到藥，半夜兩三點發消息求助。
朗悅花園小區。新京報記者王穎 攝
和“放開”前不同，現在更多人是主動選擇進方艙。吳春芳記得，周圍同事聊天時，說了一句“現在方艙很難進，都需要預約了”。
61歲的梅贛強也是自己想來方艙的。他是江西人，退休后就和老伴來北京幫女兒帶孩子，確診之后，他就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怕會傳染給孩子。家里人也覺得他最好找個地方隔離，聽說可以讓社區安排，他連忙來了方艙。他有高血壓，離開家時忘了帶藥，在方艙一樓登記后，醫護給他送了一模一樣的高血壓藥。
假如把方艙內外的醫療資源看作蹺蹺板兩端，“放開”前后，板子完成了一個你升我降的過程，現在一些醫護力量又從方艙回流到了醫院。原本，方艙的醫護流動以21天為期，但12月7日之后，醫院就分派不出人手支援方艙了。12月6日接替李慧的醫療組組長陳亮記得，12月9日，原本抽調過來支援方艙的3名醫生，一個感染了，一個來了方艙后就開始發燒，最后只剩下一名醫生能正常工作。
方艙內醫護也在減員，有些感染了，有些累倒了。吳春芳是方艙內堅持了最久的醫護，從11月18日進艙開始，到12月18日出艙，她工作了30天。許多醫護出艙休整之后，又站上發熱門診的崗位。這是新的戰場。
近三年來，方艙醫院扮演過很多角色，它曾是阻擊疫情的堅固堡壘，是開創性的公衛事件應對手段，也是眾多情緒的聚集地，但不管如何，它都將作為抗疫中的一個經典形象，被人們銘記。
12月9日，國家衛建委要求，要以地市為單位，按照城市的人口規模，把方艙醫院升級改造成亞定點醫院。12月17日，朗悅花園臨時方艙醫院宣布休艙，撤出最后一名工作人員后，小區恢復了往日的模樣，只剩下一些樓棟上還貼著“封控區” “隔離區”的字樣。
記者 徐巧麗 王穎
編輯 楊海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