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燒藥的需求暴漲，打破了系統的平衡，從前穩定的生產和銷售中，出現了許多不曾預料到的變量、混亂，就像攪渾了一潭原本清澈的水，需要時間讓泥沙重新沉淀下來，形成新的秩序。
文 |徐晴 張岳怡
(資料圖)
編輯 |金匝
運營 |月彌
稀缺
12月16日下午，天津降到了零下7℃，穿城而過的海河已經結了冰，路上沒什么行人，顯得分外空曠，藥店門口都貼上了“售罄”的告示，只有醫院的發熱門診里聚集著人。
80后高瑞開著車，來到河西區的一家兒童醫院門口，拿出40盒用于兒童退燒的美林（布洛芬混懸液）和泰諾林（對乙酰氨基酚混懸液），免費發放，同時發了一條帶圖的朋友圈擴散：“帶孩子的現場測體溫啊！防止囤藥倒藥的！”
▲ 高瑞的朋友圈。圖 / 受訪者提供
這40盒退燒藥，來自他的朋友們。兩天前，高瑞一歲的女兒發燒，高熱不退，平時愛笑愛鬧的小人兒突然就沒有勁兒了。女兒發燒的同時，愛人也燒了起來，但高瑞翻遍了家里所有角落，只剩下一個瓶底的美林和三四片鎮痛的藥。
高瑞和愛人都慌了，他們沒有提前準備，美林一次4ml，只夠用兩次，他們趕緊給天津的親戚朋友都打電話，但親戚朋友大多是70后，孩子成年了，家里沒有美林。他又開車跑遍了周圍的藥店，要么直接關門，要么店員也很無奈地告訴他沒有貨，只有朋友圈里的黃牛還在倒賣，一瓶美林要800塊。
在天津，高瑞經營著一家酒類銷售公司，因為做生意，他認識許多外地的朋友。實在沒辦法，他在朋友群里求助。幾位山東的朋友回復他，說小城市的藥還能買到，但剛想要寄快遞發現，順豐已經不接單了。大家在群里討論著，一位朋友提議，可以開車把藥從山東送到天津。
朋友從山東萊陽出發，帶上了自己買的藥，沿途路過高密、壽光這些地方時，就下高速，再帶上這兒的朋友買的藥，繼續趕往天津。高瑞原本只想要一兩瓶，但架不住兄弟的義氣，他們一共湊了40多盒美林和泰諾林，這些藥經過了6個小時、700公里的路程，最終在14日的深夜送到了高瑞家的樓下。高瑞本來想留朋友吃飯，又擔心朋友被感染，兩個人隔著兩米的距離，聊了一會兒就分開了。
這之后，高瑞的女兒吃了藥，成功退燒，還剩下40盒藥沒有用到，他覺得，缺藥的應該不只是自己，還有那么多的孩子，應該把剩下的藥送出去。送藥的朋友圈發出去了，很快就有陌生的電話打來，還有不少人添加他的好友微信。
一個獨居的朋友燒到40℃，說話都困難，高瑞開車去送藥。還有一位爸爸打來電話時哭了，他發來一張照片，6個月的孩子燒到40℃，因為發熱，還起了疹子。他們在冬天的冷風中碰了頭，焦急的父親反復道謝，然后離開，高瑞還記得對方急促的油門聲。短短兩天，這些藥全部送了出去。
最近的兩周內，不同地域的人們經歷了一輪缺藥，主要缺的，是可以鎮痛退熱的布洛芬、對乙酰氨基酚等藥物。
藥店沒有藥了，有人跑一趟，只能看到各種退燒藥缺貨的公告；醫院也可能缺藥，一位廣東的女士說，自己的弟弟陽了之后，去鎮上的醫院，醫院說沒有藥，只能讓弟弟“三更半夜去市區看病”。消息甚至蔓延到海外，社交平臺的照片上，一些海外代購搬空了Costco里的泰諾，大號的手推車里，成箱的藥碼了好幾層。
如果沒有提前準備，普通人買退燒藥已是不易，有孩子和孕婦的家庭需要用美林和泰諾林，更加困難。在天津一家兒童醫院門口，黃牛倒賣的美林曾高達2000元一盒，在重慶的某家兒童醫院，同樣是黃牛，“白天2800，晚上4000”。一部分父母，自己陽性，家里僅剩一點退燒藥，他們不吃，留給孩子。還有孕婦在社交平臺上用抗原試劑盒、連花清瘟膠囊，或是市值400元的玲娜貝兒玩偶，置換一瓶泰諾林。
▲ 社交平臺上，有人想用玲娜貝兒換藥。圖 / 手機截圖
卡住
原本，中國不缺退燒藥。這里是全球最大的布洛芬生產國和出口國，布洛芬產量占全世界的1/3。同樣的，中國也是對乙酰氨基酚大國，2021年，全球大約70%的對乙酰氨基酚是在中國生產。
如果給中國的退燒藥產業畫一張地圖，生產的藥企多集中在中國的東部、中部和南部。美林和泰諾林的生產商是上海強生，芬必得布洛芬來自天津的中美史克，除此之外，上過熱搜的東北制藥、安徽的豐原藥業、江西的仁和藥業、廣東的特一藥業、海南的葫蘆娃等，也生產布洛芬、對乙酰氨基酚的片劑、膠囊或是混懸液。高瑞的朋友能送來的40盒藥并不是偶然，全國最大的布洛芬生產商——新華制藥就在山東淄博。
新華制藥是一家有14年歷史的藥企，生產布洛芬片和布洛芬原料藥，其中原料藥每年的產能達到了8000噸。另外一家巨頭亨迪藥業，生產布洛芬片、布洛芬顆粒，以及5種布洛芬原料藥，原料藥產能每年也有3500噸。
這兩個數字是非常驚人的，按照布洛芬緩釋膠囊0.3g/片來算，光是這兩家藥企的產能，每年就可以生產383億顆布洛芬膠囊。而以安徽豐原藥業每年5000噸的對乙酰氨基酚產能來計算，也可以生產250億顆0.2g的對乙酰氨基酚片。把這些藥分給全國14億人，每個人至少可以分到十幾顆。
正因如此，悖論誕生了——退燒藥產能充足，但人們還是買不到藥。
安徽豐原藥業的工作人員王飛告訴每日人物，在藥廠這一塊，藥的生產和物流環節出了問題。突然放開后，藥廠的工人有不少都感染了新冠，導致生產線上一直缺人。醫藥行業與其他行業不同，工人上崗需要一定的門檻，沒有辦法招聘零工，這導致有大約一周的時間，產能沒辦法完全提上來，后來是在把其他藥品車間的工人抽調到退熱藥物的生產線，再加上“兩班倒”的工作方式，才保證了產能。
與此同時，上游的原料藥供應商、包裝材料供應商等，也往往因為有員工陽性無法增產，物流鏈條同樣因為工作人員陽性一度停滯。“有一些貨送不到藥廠，像我們的物流經常被卡在哪里，一卡十天半個月，都打了多少次電話，不能繼續往下走。”王飛說。
原料進不來，產品也有可能送不出去。一個月前，藥廠從安徽發到北京的藥，3天可以到，最近需要10天。上周物流一度下不了單，終于有一天可以下單了，產品被快遞公司業務員拉走，但“發到下一個站就過不去了”。
天津的一家兒童醫院因為缺退燒藥，非常著急，工作人員給王飛打了許多電話催貨，最終，王飛只能讓公司自己的司機把藥品裝車，直接開車到天津去送貨。
突然的轉向下，藥企也缺乏準備。特一藥業證券代表向每日人物提到：此前由于三年疫情防控，“四類藥”（ 退熱、止咳、抗菌、抗病毒藥品）的銷售市場時不時受到禁止，導致產品積壓，藥企只能盡快壓縮產品庫存，加大周轉率，這讓整個產業鏈的工序都非常緊湊，庫存不足。于是，當需求增加時，產業鏈還維持著從前的“肌肉記憶”，增加產能涉及到原料藥生產、制劑生產、物流和零售，但打通這些環節，需要時間。
一家藥企也曾告訴“賽柏藍”：“一直以來，各地嚴控四類藥售賣，患者基本不會囤藥，藥企賣不出去貨，很多四類藥的企業、藥店在這一過程中出現資金鏈斷裂、倒閉。”
工人陽性、上游供應跟不上、物流停滯，以及突然轉向導致的準備不足，讓退燒藥的生產和運輸，不得不發生滯后。
▲ 南京，一家藥店打出布洛芬每人限購6粒的公示牌。圖 / 視覺中國
變量
在過去的許多年里，中國的退燒藥是有很強確定性的產業，因為人們的需求基本是確定的。普通人一生會患約200次感冒，其中兒童通常每年會患4-8次感冒，成年人是2-3次左右。不同類型的感冒中，普通感冒會讓人咳嗽、流鼻涕，但流感會引起發燒的癥狀。每年冬季11-12月份和春季2-3月份，是流感的高發時期。
根據《中國布洛芬產業研究報告》，疫情到來前的2017-2019年，布洛芬的原料藥需求數量分別是1250噸、1267噸、1290噸，幾乎每年持平；疫情之后，2020年和2021年的需求量相差也并不算大，分別是1615噸和1722噸。
銷售體系和價格也是確定的。國內的公立醫院在集中機構平臺下單采購藥品，會標明采購數量，藥企在平臺上競標。這個過程中，商業公司幫助醫院跟藥企談價格。張岳在張家口最大的一家醫藥公司擔任采購工作，他負責與藥企對接，下訂單，再將藥品送到各大公立醫院。這些年，某個品牌100片一瓶的布洛芬價格始終是14.52元，從來沒有變化過。
除了對接公立醫院的醫藥公司，也有醫藥公司是將藥品銷售到藥店、診所，這樣的醫藥公司占大多數。作為非處方藥，退燒藥主要的銷售場景是藥店。根據各地市場監管局的規定，理論上，藥品銷售的價格最高不可以超過進價的15%。
因為這種相對確定的產能，相對確定的價格，導致多數退燒藥的利潤空間并不高，各大藥企、醫藥銷售企業對于退燒藥并沒有太高的積極性。比如仟源醫藥，即便拿到了國藥準字H14023250批號的布洛芬片藥品注冊批件，但暫未生產。
在突然放開的12月上旬，這種確定性受到了沖擊——需求暴漲，給醫藥公司和藥企的訂單突然增加。人們在藥店買不到退燒藥的時候，甚至會去醫院購買。張岳記得，去年這個時候，把布洛芬顆粒、膠囊、混懸液都加上，來自張家口的醫院的需求量是3000-4000盒，但現在，下的訂單達到了20-30萬，實際上到的貨則是1萬左右。
藥企和醫藥公司的判斷不是萬能的，他們也會陷入猶豫和搖擺。從前的例子擺在這里：2010年，因為維生素C粉在國際上的需求和價格一起上漲，國內藥企紛紛擴產，東北制藥也投資擴產。然而只過了一年，需求減少，維生素C粉從2009年一公斤100元的價格跌到26元，2011年，東北制藥凈利潤同比跌去832.96%。
王飛說，即便需求激增，藥企也不一定會貿然增產。有同行曾經接到超出平時幾倍的訂單，最終因為下游商業公司沒有全部銷售出去，藥品由藥企回收，藥企承擔了物流、破損以及二次銷售帶來的額外成本。
豐原藥業證券代表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也說：“要理性（擴產），不能盲目。一方面我們要保證市場，市場供應虛的時候，加緊原材料采購、加點產能，市場一開始走下坡，產能釋放就要放緩，不能盲目地再開足馬力生產。”
或許巨頭們有更多承擔風險的能力，新華制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公司原來生產近百個產品，現在調整為集中生產布洛芬片等解熱鎮痛類產品，目前多個基地正加班加點、滿負荷全力生產。
鏈條中，還有不同的變量在產生。一些小型醫藥公司看準了市場的需求，決定一搏。他們給到藥企更高的進貨價，優先采購，然后在藥店漲價銷售。在內蒙古赤峰，一家鄉鎮藥店的店員湯敏親身經歷了漲價。12月10日那天，她上午向醫藥公司訂20盒布洛芬，價格還是12塊錢，下午再打電話，就漲到了18塊錢。也有藥店直接抬高了價格。12月14日，在廣州的一家藥店，進價3.3元的布洛芬被賣到了88元，被番禺區市場監管局立案調查。
除此之外，還有“保供”的影響。張岳聯系過一家海南的藥企，對方被要求優先保供本地的藥品需求，這讓張岳很為難，他打了個比方：原本，藥企每個月可以生產100盒藥，賣給外地的醫藥公司，但現在，有90盒留在本地，只有10盒能賣到外地，“突然間就斷檔了”。斷檔從12月8、9號開始，這兩周，張岳接連不斷地打電話，與一家河北本地的藥企第一次建立聯系，然后采購藥品。
這個過程叫做“首營”，張岳說，“就跟企業和企業之間第一次見面似的”，雙方互相審核經營資質、批文等，然后打款、催貨，整個流程走完需要3-5天，銷售也發生了某種程度上的滯后。
需求暴漲打破了系統的平衡，從前穩定的生產和銷售鏈條中出現了不曾預料到的混亂……就像攪渾了一潭原本清澈的水，需要一定時間讓泥沙重新沉淀下來，形成新的秩序。
▲ 鄭州一藥店免費發放布洛芬，每天100份，1份2粒。圖 / 人民視覺
互助
雖然，囤藥也是缺藥的原因之一，但無法苛責那些囤藥的人。
在鄉鎮藥店，店員湯敏明白來買藥的人的心理：沒有陽的人，總覺得自己已經陽了，一進藥店，感冒藥、消炎藥、退燒藥，全部都想買。一位農民工跟她說：“出什么事兒了，我可能連醫院都住不上，但有點藥，我能堅持住。”
一些人不知道到底該吃什么藥，“電視上專家說哪種藥就買哪種藥”，最初，店里的連花清瘟賣光了；過了幾天，布洛芬和對乙酰氨基酚也沒有了；最后，連阿司匹林、安乃近這樣的藥也快賣完了。湯敏曾經向來買藥的人科普，一個人感染新冠后發燒，6粒布洛芬，完完全全就夠用了，但實際上，“接受不了，他們就覺得，我手里的布洛芬越多，我越能治病”。
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限購。十天前進的最后一批20盒布洛芬、20盒對乙酰氨基酚，三天賣完了一大半，這之后，她把藥拆開，按粒賣，一粒布洛芬一塊錢。有人來買藥，沒有發燒就不能買，“如果是發燒，肯定能給你拿上幾片”。在一直缺貨的情況下，這間小小的藥店堅持賣退燒藥賣了十天。
00后王苗生活在云南邊陲的一個小鎮上，她的父母經營著一家鄉村診所。過去三年，小城市沒出現過什么疫情，診所準備的退燒藥非常少。最近一周，村子里的人都來買藥，十幾盒藥，幾乎賣完了。害怕有人發燒沒有藥可以吃，她的父母也把藥拆開，按粒賣。
在張家口的一家醫院，負責采購藥品的劉成義陷入了忙碌。他早上6點到醫院，協調各類藥品，晚上10點才下班，“這兩天的工作節奏比正常時候忙出三倍”。醫院也開始了限購，退燒藥都是按三天的量銷售。除此之外，醫院原本的退燒藥品還有一部分并不對外銷售，因為要留出來給發熱門診和住院病人使用，“不能說病人來了，高燒沒有藥用”。
值得慶幸的是，兩個星期的混亂之后，一些城市的缺藥問題正在緩解。
從12月18日下午，山東淄博市的200家醫藥門店拆零銷售退燒藥；兩天后，廣東珠海市的520家零售藥店也開始拆零銷售布洛芬等藥，膠囊類價格均為一元一粒。
一些地方政府開始免費發放藥品，比如河南周口，從12月20日上午11時起，市民可以憑借身份證到同和堂的定點藥店免費領取10片退燒藥，這批藥一共有13萬片，公告倡議大家：“按需領取，自覺將藥品留給更需要的人。”
還有城市在發放免費的愛心包。在江蘇常州，愛心包分為兒童版和成人版，里面有退燒藥、感冒藥、維生素C片和抗原檢測試劑，針對的是老年人、兒童和有困難的人群。
同樣在江蘇，南京江寧區政府想到了更有效的方法：把16輛公交車改裝成發熱流動診療車，從12月19 日早上開始，在各個社區流動問診，每位患者發放6顆退燒藥。
除了這些，朋友、親屬，還有陌生人之間的互相幫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位女孩給朋友閃送布洛芬，跑腿小哥上門取貨時問，“能給我兩顆嗎？”她感慨，“原來大家都不容易”，并給了小哥兩顆藥。
那些退燒藥全都送出之后，天津的高瑞又接到了一個電話。是一位孕婦，預計在一周后生產，但12月18日那天，她感染了新冠，需要泰諾林。高瑞問之前求助的人，誰的藥還有剩？第二天夜里10點，那位在電話中哭過的爸爸，將剩下的半瓶泰諾林給了孕婦的丈夫。高瑞覺得，“就是愛心傳遞了”。
（除高瑞外，文中涉及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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