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些許靜默的富士康航空港區，李思思換了身衣服，從鞋套、防護服再到面罩，一身嚴裹，隨即奔忙在空蕩的宿舍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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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思是留守在廠區的員工之一，11月5日，她告訴澎湃新聞，這幾天富士康在集體調遷宿舍，她被派去支援，去返鄉、隔離人員宿舍清理垃圾。她表示，感染風險仍在，但因為人員減少，現在園區里的生活狀況“確實好轉了”。
此前10月13日，富士康航空港區開啟閉環管理，通勤、食宿、核酸檢測等防疫措施升級，但員工內部因信息不對稱，產生恐慌情緒，一些人選擇翻出閉環，徒步返鄉。
11月6日，富士康發布消息，“充分尊重員工的去留意愿”，并組織員工安全有序返鄉；政府將為自愿在廠區隔離員工發放補貼。當天，“鄭州發布”消息稱，截至目前，富士康沒有重癥病例的出現，企業生產基本正常。政府與富士康方面溝通出臺了相關員工關愛措施。
而像李思思一樣未離開的員工，還在觀望與等待中。
徒步回鄉
10月初，富士康航空港區的車間就陸續開始封控。
公開資料顯示，富士康為蘋果手機主要生產基地。航空港廠區總面積近560萬平方米，是鄭州富士康3個廠區里最大的一個。廠區內設ABCDEFGKLM十個區，分管不同生產條線。員工超二十萬人。
在B區負責前端加工的宋慧麗回憶，10月3日，她朋友在G區上夜班，晚上12點剛吃完飯返工，就被封車間里邊了，“封了將近30個小時”，之后整個車間上千人被拉到五公里外的一處隔離點。
宋慧麗說，廠區一直沒公布轉運人數。只是每天車間都有臨時廣播，通知哪位員工混采（20人1管）異常，得去做個單采，沒問題繼續上班。盡管車間里的廣播一天響好幾次，但她和同事最初并未在意，“見怪不怪了”。
其間，廠區的防疫管控在不斷升級。10月10日起，核酸兩天一檢改為一天一檢；10月13日，廠區開啟閉環管理，在外居住員工必須入住公司宿舍，通勤只能走固定路線。沿途立起不少鐵絲網、擋板。更細微的變化是，發放的普通口罩，變成了N95。
10月13日，富士康開啟閉環管理。
F區員工陳偉坤說，10月15日，F區一車間爆出幾例陽性，隔天通知全車間隔離，負責轉運的大巴“忙了一晚上”。此后，食堂從錯峰用餐、逐步關停，至20號全廠區取消堂食。因廠區班車基本停運，陳偉坤得拿著盒飯回宿舍吃。單程就得走40分鐘，期間各宿舍人流密集。
富士康員工在隔離期間的伙食
但與此同時，陳偉坤感覺車間的人在明顯變少，晚班的人被調來補充白班，兩條流水線合為一條，“努力湊出一個班次”。10月21日，他因混管異常成了紅碼，在宿舍隔離，口罩成了他與舍友間唯一的防護屏障，舍友則照常上班。
同在F區的王慶斌有點慌。他所在條線約三百人，出勤數銳減至四五十人，他總想：會不會哪一天，就輪到他陽了？原先愛和人閑聊的他，那時很少開口說話，晚上，他和舍友睡不著，各自靜默刷著工友發的短視頻：看廠區轉運大巴，還有那些“無聲的救護車”。
10月25日，王慶斌成了密接，去G區做單采——因混采異常人數驟增，廠區專門在G區設置了快篩點，做抗原檢測、當時他排著隊，數了下，最多時排了6條隊伍，人擠人，“一隊將近幾百人”。27號，他被疾控中心告知陽性，盡管早有預期，那一刻他還是泄氣了。
在后勤張海超的記憶里，10月17日至23日，他所在的K區“混管異常的人越來越多”，他負責帶這些人去G區做抗原快篩，其中不乏有人情緒激動，但他很難去安慰，畢竟自己也是提心吊膽，很怕“陽”了。
網絡上也開始流傳“（富士康）鄭州園區約兩萬人確診”的消息。10月26日，富士康科技集團發布聲明表示，該消息為嚴重不實信息。10月30日晚間，“鄭州發布”的消息稱，本輪疫情傳播速度快，但病毒載量低。“截至目前，富士康廠區未發生重癥感染現象，疫情總體可控。”
他記得，唯獨一個員工，得知他混管異常時，第一反應是怕全勤津貼沒了——10月19日，富士康在旗下的iDPBG事業群通知：10月26日至11月11日出勤補貼提高至100元/天，并給予最高1500元的全勤激勵獎金。
張海超表示，那時富士康不少人留著，更主要是想把“返費”掙了。返費指的是富士康幾年前為了吸納新員工出的規定：新入職90天，并出勤滿55天后即可一次性獲得補貼10500元。
張海超說，那時員工既想掙錢，又怕感染。徘徊其間，想著趕緊把返費掙了回家。他給員工發中藥包時，發現有的人甚至一天喝個三四包。
而因員工臨時大批量隔離，有些人沒法得到及時照顧：吃不上飯、缺藥，挨凍……這些信息飛速流通在各個員工群。“可能十分鐘都發幾百個群了。”張海超覺得，這一下放大了員工對隔離的恐懼。
到了10月28日，一個謠言同樣在群內瘋傳：“港區即將成為免疫試驗田，陽性員工全部返崗。”一時間，徒步返鄉的人多到保安都攔不住。隔天，陳偉坤和三個老鄉，爬上鐵欄桿，上面有電網。但他不管了，“都翻了，我也跟著翻”。
隨后，他們向80多公里外的登封老家走去，走了一天一夜。
11月2日，陳偉坤在線上辦理離職，隔天收到交接通知。
留下的人
10月30日下午，富士康方面發通知稱，急于返鄉的，公司會組織車輛；自愿留下的，公司會做好保障。10月31日，鄭州航空港區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消息稱，已要求富士康落實“四方責任”，有序恢復生產生活秩序。同時，富士康園區正在陸續恢復員工餐廳堂食。
陳蘭選擇留在富士康。
她在L區負責手機外殼加工。自10月28日起，連著好幾天，陳蘭一早都能聽到樓道拉行李、打電話的響聲；上夜班時，有的工友到半夜也走了。那時陳蘭已連著上了兩個月夜班，身心俱疲。但她和舍友一致決定，“堅決不能回去，熬到拿返費為止。”
那時王慶斌寧愿不要返費了，因為陽性只能待宿舍等待轉運。而宿舍樓道、廁所的垃圾沒能及時清理，當時一棟樓的衛生就一人負責，他看著清潔阿姨，“就像咱們爸媽一樣60多歲”，很心疼。
11月3日，陳蘭宿舍8人，走了6人。看著舍友慌里慌張收拾行李，急著去與同行的老鄉會合，她也想回家。但很多顧慮壓在心頭：萬一路上陽了，回家隔離還要花錢；老家洛陽伊川縣也有疫情，回去會不會給人添亂？而且，就算逃離成功，“你就像一個‘病毒’一樣，（村里人）都會離你遠遠的。”
一番取舍后，陳蘭決定繼續上班。她說11月2日起，她車間一百多人去支援，之后只剩30多人。
那時，廠區已經改為抗原快篩，正常的一道杠進車間，兩道杠回宿舍隔離。陳蘭仍在不同條線支援，有次車間陸陸續續湊了十幾個人，人不多，她還是慌，拿消毒濕巾把工位擦了一遍才敢坐。除非陽了被隔離，她只能聽從車間線長安排，否則會報曠工，連曠3天自動離職，前功盡棄。
陳蘭今年8月入職富士康時，她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多，上下班人特別多，壯觀得像景區旅游高峰。如今下班走在些許空曠的路上，她覺得，“只能往前走了，走一步說一步。”
對于生產壓力，張海超也切身體會。做后勤的他曾臨時被調到流水線干了兩天。手上幾個機械般的動作，從早八點重復到晚八點，愣一下神，手底一個零件就劃走了，要是稍微休息那么幾秒鐘，流水線上的零件就堆起來了。
富士康一名工作近十年的正式工表示，“以富士康的企業文化，保證生產大于一切。”據《中國企業家》報道，富士康在河南省總進出口額中占比，從2011年的28.7%，一直攀升至2015年的67.5%。雖然此后該比值略有下降，但也徘徊在60%左右。
11月4日凌晨，陳蘭收到短信通知，她“陽了”，那一刻她有些懵，“沒想到來得這么快。”她告訴留下來的唯一一個舍友，戴上口罩再睡。舍友像預料到了結果，情緒沒什么起伏，隔天快篩通過，繼續上班。
轉運前，陳蘭特意給已在隔離的朋友打了電話，問需要準備什么東西。她朋友10月20日就被轉運到十幾公里外的隔離點，那時熱水壺、被子都有了，就是有時得“搶飯”。而10月初就被隔離的一些員工，因為那時還未降溫，不少人轉運前就倉促帶了兩身薄衣，現在天冷了，早上做核酸得裹上被子再出門。
“第三種選擇”
返鄉、留宿之外，張海超做了第三種選擇，回出租屋自行隔離。
自10月25日起，他就請假待在租的房子里，至11月7日依舊足不出戶。
父母勸他回家，他覺得路上變數更大。為了不讓父母擔心，他一直報喜不報憂，說在出租屋里挺好的，有吃有喝。
隔離期間，他每天作息規律，早上六點起來，看書、鍛煉身體，晚上十點睡覺，并沒有太多焦慮，“那么多人跟我一樣，安心等著就好了”。他是家中獨生子，一向獨立，考上一所二本大學后，他打過各種打零工：新媒體運營。賣保險，給人裝寬帶……
如今，他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備考公務員。此前2019年從二本院校畢業后，張海超考了律師資格證，在律所見習，“整天東奔西跑”，工資又低，家人勸他改行。他覺得在鄭州工作不好找，不如去考公務員，“比較穩定”。
這兩年，他考了兩次，面試都沒過。今年省考后，他就來了富士康，想掙個返費過渡一下。他算過賬，加上返費相當于每月有7000元，比鄭州一般的工資都要高。
另據富士康數位產品事業群（iDPBG）最新通告：自11月1日至30日，iDPBG鄭州廠區正常出勤的全體員工出勤補貼調整至400元/天。11月份滿出勤總獎金可拿15000元。
張海超說，有人因為津貼高去上了一天班，結果被隔離了。大家私下議論，有人覺得這錢不掙也行。張海超還在觀望，他想等疫情好轉了，再去上班。
李思思說，她所在宿舍八個人，四人返鄉，剩下四人有兩人抗原陽性、核酸異常，在宿舍等待轉運。11月5日，她也開始出現不適，嗓子很不舒服，只能自己去買點藥備著。11月6日，她告訴記者自己也“陽”了，一條生產線上原來兩百多人，現在只剩20多人。
其實，一開始她也想徒步返鄉，當時行李都打包好了，就是怕拿不到返費。她之前在鄭州開烤串店，受疫情影響關門了，在家待業了幾個月，沖著返費高來到富士康，想攢錢重新開一家店。
她在富士康干了三個月，打卡滿55天，按理能拿到返費。11月10日會出返費名單，20日前到賬，她預計至少要等到20號才能走，但到時能不能走，還是個未知數。
已在隔離的陳蘭，打卡期也滿了，勞務派遣中介起初答應給她的800元補貼，現在變卦不給了。她只能繼續等著返費到賬。陳蘭說，她原先在老家食品廠上班，工資和富士康差不多。前兩年，家里借錢買了輛代步車，欠了三四萬，因為疫情，做電焊工的丈夫收入不穩定，欠的債至今沒還清。
陳蘭在宿舍樓下等待轉運
而她家里有老人、小孩，處處要用錢。她來富士康工作就想著今年拿了返費把債還了，不帶壓力過日子，沒想到遭遇這些事。至今，她也沒跟家人說自己感染的事。
唯一讓她些許慰藉的是，外地經歷過疫情暴發的前同事，得知她陽了后，讓她放寬心，“沒事，陽了不可怕”。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