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的一天，寧夏固原某縣，凌晨2點，室外溫度5攝氏度。

血紅色的皮卡車悄悄靠在山道邊停下，轟鳴的引擎聲音瞬間熄滅，車廂內外一片漆黑，只有無人機屏幕和三支快要燃盡的香煙閃爍著亮光。

“走，放狗！”老吳狠狠捻滅煙頭，跳下車前他叮囑我：

(資料圖)

“胖子，山上根本沒有路，你跟不上就別硬來，狗比你能跑！”老吳說話聲音非常輕，是因為害怕擔心聲音太大嚇跑山上目標。

等我整理好從皮卡車上挪下來，人和狗都已不見蹤影。只留下我一個人在黑暗的山林中獨自凌亂。

人豬沖突

作為一名野生動物記者，人獸沖突是我持續關注的話題，無論是青藏高原的流浪藏獒，還是南京城內流竄的“網紅猴”，或是上海社區中出現的貉，都曾是我重點關注的對象。

有一種動物，我關注它的時間最長，那就是野豬。

近年來，隨著全國天然林保護、自然保護區及野生動植物保護等系列工程的實施，野生動物棲息地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野豬等野生動物種群不斷增長。由于野豬繁殖力強、成活率高、適應性廣，天敵種群數量相對較少，使得部分地區野豬的種群數量激增，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人獸沖突。

幾乎每年春種和秋收的過程中，都可以看到各地關于野豬下山禍害農田的新聞，被野豬禍害過的農戶輕則減產，重則顆粒無收。

但事實上，由于野豬被收錄于《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以下簡稱“三有”名錄）中，所以即便是野豬肆虐糟蹋莊家、林地，普通農戶和百姓也無法捕殺，只能驅散，這就造成了人豬沖突的不斷升級。

我前往的寧夏固原某縣，絕大部分當地人依靠種地為生。因為缺水，農作物都是靠天吃飯。

“有時好不容易下了雨，雨停了豬來了，一年都白干了。”

說這話的老吳和我同歲，今年本命年，是個典型的西北漢子，不善言辭，但有問必答。

我倆之間的對話經常因為沒有話題而被迫終止，但他只是笑笑看著我，從不主動打破沉默。

2021年，國家林草局在山西、四川、福建、江西、陜西、寧夏等14個省（區）啟動防控野豬危害綜合試點，試點各地開始組建狩獵野豬護農隊。正是在那年，老吳成為了一名有證的合法“野豬獵人”。

野豬。圖/中新社 余昌軍

此前有媒體報道，陜西渭南林業局曾以2500元/頭的價格懸賞獵殺野豬，需要合法的獵人通過合法的方式清除豬害。老吳看到消息盤算后認為并不劃算，因為固原當地給他的價格是1850元/頭，算上差旅費，渭南開出的價碼并不高。

當地林業部門每年都會告訴老吳，今年的指標是多少，老吳則會嚴格按照指標進行獵殺，獵殺后的野豬將送到當地林業部門進行無害化處理。

老吳有兩個伙伴，一個是從黑龍江來投靠他的老宇，另一個是同鄉老刀。三人分工合作，老刀負責用無人機鎖定目標，老吳和老宇則負責放狗補刀，這已經是抓豬小組最精簡的配置了。

電話中得知我要去和他一起抓豬，老吳猶豫了一下，“狗病了，要不緩兩天？”

在我再三堅持下，老吳松了口，“你來吧，來了正好幫我給狗打針。”

24小時后，我輾轉1500公里，站到了老吳面前，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就下了結論：

“兄弟呀，你這個身材，抓不了豬。你200多斤肉在山上跟著我一起跑，狗再把你當豬咬了，我還得給你打針。”老吳沒有開玩笑，相比起抓野豬，從外貌上看，吃豬肉更像是我的特長。

“走吧，先看看狗去，想抓豬，先喂狗。”老吳把我塞上了他的皮卡車。

沒名字的狗

縣城不大，皮卡車開到了一處山坡上的平房前，平房外的地面上溜達著五六條狗，巨大的狗吠聲隔著車窗就能聽見。

“走！走！都給我進去！”老宇將平房的鐵門打開，里面是大約80平米的院子，旁邊有兩間平房。

老吳的獵犬。圖/胡克非

目視所及，院內大約有近40條狗，見到有人前來，它們都表現得異常興奮。

“你別怕它們，它們都不咬人。”老吳將鐵門帶上，隨后徑直走進了房間準備給狗的餐食。老宇則在另一間房內準備給狗打針的藥和針頭，這是他剛去診所買的，花了大約2000塊錢。

此時，只有我一個人類，被近40條狗團團圍住。我開始盤算我這200多斤肉，夠40條狗吃多久。

我叫不出這些狗的品種，它們和我想象中的“獵手”截然不同，并不是頭頸四肢細長的細狗，也不是在短視頻中常刷到的“世界猛犬”，外觀上更接近于日常概念中的農村土狗，健壯且充滿活力。

一時間很難把它們與老吳口中的“戰士”聯想在一起。對于我這個陌生闖入者，它們的好奇心使得它們頻繁上前與我接觸，仿佛是要記住我的樣子和氣味。

我蹲下來用手觸碰了幾條狗的鼻子尖，濕濕的，應該是很健康。

老吳拎著狗食走過來，幾乎是一瞬間，圍住我的狗群便拋棄了我，擁抱了狗食槽子。

“汪汪隊”開飯。圖/胡克非

狗食的樣貌很難用文字形容，那是一種容納了牛肉、雞肉、玉米、狗糧、蔬菜、谷物的混合物，通過大鐵鍋煮熟后，呈現出一種青綠色半固體的狀態。如果不是狗們正在吃，我會以為這些東西是農村砌墻用的水泥。

狗太多，多到甚至絕大部分沒有名字。老吳告訴我經常會有狗“戰死”，平時也會病死。所以只有抓野豬立過“戰功”的狗才會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大狗娃”和“二狗娃”。

我依稀理解了老吳不給狗起名字的原因，是希望盡量避免自己和狗產生更多的感情。

老吳衡量“戰友”的標準并非相貌和性格，而是他們在“戰場”上的表現。

獵犬們分為頭狗和幫狗，頭狗搜索并圍堵野豬，幫狗負責對野豬發動攻擊。老吳告訴我，我口中的那些渾身細長的狗，是用于追兔子的，“那種狗根本抓不了豬。”

汪汪隊立大功

西北的夏天和北京差異很大，白天太陽出來后，溫度迅速升高，午時可達近30度，但在陰涼下仍然干燥涼爽。

一旦太陽落山，因為沒有城市的熱島效應，縣城的溫度便會驟降。太陽落山后1個小時，溫度便會下降至15度左右。而在深夜的山上，溫度會趨近于零度。

上山前，我們再次回到了狗場，老吳掏出了20個GPS項圈，選擇出了20條狗，為它們依次戴上項圈，并且記下每一條狗對應GPS的哪個波段，這決定了抓豬行動后，能否把狗平安收回。

野豬絕非愚蠢的動物，在溫度升高的白天，它們極少下山活動，一個原因是過高的氣溫會消耗更多的體力，另一個原因則是白天農戶的警惕性更高，下山活動危險性極大，所以在夏天，野豬們幾乎都會選擇在后半夜下山進食，目的地多為山下農戶的田地。

農戶們仿佛已經習慣了野豬深夜到訪，只有少數農戶懸掛高音喇叭循環播放一些野獸的聲音試圖驅散野豬，那聲音在深夜山野中顯得格外詭異。

老宇搖下皮卡的車窗對我說：“你聽，這些玩意能嚇唬誰？野豬第一次聽或許會警覺，聽習慣了就跟‘開飯了’一個意思。”

抓豬的流程并不復雜，簡單可以分為：放無人機找豬、放狗追豬、補刀、收狗這四個流程。

老吳駕駛皮卡，副駕駛的老刀則在山間放下無人機，隨后用無人機在較高的區域搜尋野豬的位置，要注意無人機的高度，太高看不清楚豬在哪，太低則會因為無人機的聲音將豬嚇跑。

我和老宇擠在皮卡后排，老宇正在擦拭他的刀。那是一柄刀刃長約30cm的短刀，妥妥的管制刀具。平時刀被收在刀鞘中，當狗咬到豬后，它將作為最后了斷豬的工具。

足夠長才可直達心窩，足夠鋒利才能一擊斃命。我推開刀鞘，可以清晰地看見刀刃上的血跡。

“這血是上禮拜殺的那頭豬，足足有300多斤。”老宇指著血跡對我說，“出刀要又快又狠，不然一刀沒捅死，它跳起來就可能傷人，還可能傷狗，我們都被豬傷過。”

老刀一連放置了幾次無人機，都沒有看到豬的身影。看出了我沮喪的老吳對我說：“你聽說過獵人是十獵九空么？但我們不同，我們是十獵一空，你要相信我。”

突然，老刀緊張了起來，老吳立刻停下了車。我們幾個腦袋都湊到了副駕駛的老刀身邊。在屏幕上發現了一個小白點，三人均表示，那就是豬，正在半山腰的農田里找東西吃。

無人機鏡頭下獵狗追逐野豬畫面。圖/胡克非

老宇手指著白點說出了一些信息：豬不大、100多斤、雄性、大約兩歲半。

我大惑不解，“你是怎么看著白點推算這豬的重量和年齡？”

“你看這高度、再看參照物農田，就可以判斷這個豬有多大。雌性一般群體行動，帶小崽，雄性則單獨出沒。100多斤的豬大概兩歲多一點。這都是經驗，你們記者哪知道這些。”老宇說完繼續摩挲著刀鞘。

鎖定目標后便是放狗，要精準地把狗放在距離豬最近的位置，以便讓狗可以用最短的距離追上目標，從而擊殺。

我跟著老宇和老吳一起放狗，20條狗跟隨著二狗娃呼嘯著進入了山林。

黑暗中，我啥也看不見，只能跟著老吳和老宇的腳步走，崎嶇復雜的山路在他倆腳下就像是平地，我甚至需要四肢并用才能通過，很快我就聽不到他們了。

正當我迷茫不知所措時，狗吠聲大起，我想起了老吳的玩笑，“壞了，狗娃們不是把我當豬了吧？”

15秒后，老吳出現在我面前，手里一手拎著一條狗，“收工，狗跑反了，豬跑了。”

經過第一次失敗后，不到20分鐘后，一個白點再次出現在屏幕上，正如我在文章開頭所說，老吳和老宇帶著狗沖進山林不久，我們便收獲了這天的第一個獵物。

捕獲到的野豬。圖/胡克非

我幫著他們用繩子將豬拖出山林，可以看到，豬已經死透了，胸口有明顯的一個刀口。

抓到豬之后，更艱巨的任務還在后面，收狗。

抓豬10分鐘，收狗收半宿

雖然有頭狗帶隊，但是下到山林后，狗的行動是隨機性很大的，狗是循著豬的味道進行追蹤，嗅覺好的狗，可以聞到距離放狗點一公里外的豬味。

有時抓到了豬，但狗又聞到了其他豬的味道，繼續追蹤，就會出現狗沒收回來的情況。

老吳告訴我干抓豬這行，丟狗是常事，有的時候一兩個月才能找回來。

狗脖子上有GPS項圈，我們手里有追蹤器，每條狗的信息都會出現在追蹤器上，但在山林間GPS的信號并不穩定，每一條狗所在的位置也不固定。

我們大約在凌晨2點左右結束了抓豬行動，之所以草草結束，是為了照顧我，他們決定收工。但還有大約10條狗沒有歸隊，所以接下來的2個小時，我們便開始了漫山遍野地找狗。

皮卡車幾乎無視地形在山間穿行，皮卡的底盤不時傳出和石塊林地親密接觸的聲音，聽得我格外心疼，為了防止睡著，我決定和老吳聊天，但他其實并不需要和我聊天便可以集中注意力開車。

“這車這么開，能用多久？”

“這車抓豬一年就完蛋。”

“一年抓豬成本：一輛皮卡，大約12萬元人民幣。”我在筆記本中記下。隨后我快速計算，殺一頭野豬補助1850元，大約殺65頭豬可以買一輛皮卡。

“一條狗大概多少錢？”我算完車錢開始算狗錢。

“這些狗都是我們自己繁育的，成本低一些，如果是購買的話，像二狗娃這樣的抓豬老手，大概要賣10萬元，其他的普通狗，也大概在1500元到3000元不等，好一點的上萬。這些狗一個月大約要吃掉2500元，還不包括生病和戰死的損失。”老吳說。

“你再算，這個無人機45000元，熱成像儀2萬元，再加上這些GPS定位線圈和儀器，也得小十萬塊錢。”

我邊聽邊往本上記，“合著你抓這東西不賺錢啊！”

“誰跟你說賺錢了？賺錢干這個干嘛啊？”老吳一腳剎車停在了路邊。

“走了走了！回家了回家了！”老吳舉著追蹤器邊沖一團漆黑的山林呼喊，邊吹響口哨，大概5分鐘后，一個黑色的身影出現在我們面前，那是最后一條狗，叫黑娃。

返回狗場時，已經是凌晨4點，但我們的工作并沒有結束。

幾人協力把捕獲的野豬丟進狗場的院中，老宇熟練地將豬肚皮劃開，掏出內臟，隨后便是狗娃們的大型吃播現場，干活的和沒干活的狗一擁而上，把我們剛打到的戰利品瓜分一空。

很快，一頭100多斤的野豬就只剩下一張豬皮、幾根骨架和一整個豬頭。

這些剩下的東西，都要用編織袋裝好，它們是去林業部門換1850元補助的憑證。

干完今年就不干了

離開縣城前，老吳喊我吃飯。

幾天來，我感受到了西北縣城離譜的物價，一碗過油肉拌面要30元，幾乎和北京的價格持平。老吳說，當地人的平均月薪大約在3500元左右，物價一直就是這么高，所以大部分人家平日是不出來吃飯的。

“因為出來吃飯的人少，飯店價格就越來越貴。”老吳說。

老吳曾在縣城經營一家水暖店，家里有兩個娃，平時都是妻子在照顧，疫情期間，水暖店的生意黃了，如今他變成了一個全職的野豬獵人。

老宇已經是退休的年紀，投奔老吳是為了玩，并非為了錢。

老刀最年輕，但卻已是三個娃的父親，因為貪玩，和老吳兩人混在了一起，算是團隊中的技術人才。

說到娃，老吳顯得有些愧疚，“人家娃娃說起自己的爸爸都很驕傲，但是我家娃娃每次說到自己的爸爸是放狗殺豬的，我都有點難過，這聽上去不怎么光彩，對吧？”

老吳明白，野豬獵人終歸是玩，并不是個職業。抓到野豬可以從林業部門換到補助，但是對于被救助的農戶老吳從來分文不取。

三人告訴我，自己并不是喜歡抓豬，而是喜歡養獵狗，抓豬是玩狗的衍生產物。但玩狗畢竟是一個成本巨大，并且拋家舍業的事情。三人都表示，干完今年就不再干了。

老吳決定接下來做點正經營生，讓家里人的生活好起來。

“野豬是打不完的，但是人就活這么一輩子，大老爺們不能不管家。”大家紛紛點頭表示認可。

去年，老吳在某短視頻平臺開設了賬號，并且開通了直播，無人機的畫面可以連接手機直播，所有關注賬號的用戶都可以看到抓豬的“現場直播”。

在短視頻平臺，老吳賣出了一些設備和狗，還為一些無人機和熱成像儀的廠家做代理，也可以賺一部分傭金，但對于養狗抓豬的開銷來說，仍然是杯水車薪。

短視頻給老吳帶來了被“追捧”的感覺，部分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我們在西北這個偏遠的地方，從來沒去過大城市，但是短視頻讓我們看到了更遠的地方，也讓更遠的地方的人們看到了我們。”

在短視頻平臺上收獲的流量，也讓老吳開始擔憂——不少沒有合法資質和手續的偷獵者，為了流量開始上山抓豬，為了流量也會在抓豬的過程中采取一些危險或者不合法的方式，甚至還會抓到其他野生動物。

不少直播抓豬的人，已經偏離了最初護農的目的，變成了單純地狩獵和換取流量。

因為沒有合法的手續，抓到的豬也不去做無害化處理，這些都會造成一些不可控的后果，劣幣正在驅逐良幣，這就是流量帶來的反作用。

我明白，老吳這里或許是流量最后抵達的地方，所以人們對于流量沒有任何抵抗力。

老吳掏出手機給我看，在自己的粉絲群中，有不少人催更。“什么時候殺豬？晚上殺不？哥幾個今兒晚上干一頭300斤的！”

“這些粉絲是真心想幫助農民的么？”老吳反問我，但我卻沒有答案。

6月30日，國家林草局公布了新調整的“三有”名錄，在部分地區致害嚴重的野豬已被調出“三有”名錄。

已經回到北京的我給老吳轉發了消息，他很快回復我：“看到了，但野豬也不能亂殺。”

我追問：“政策改變了，你明年還殺豬不？”

老吳的回復很簡單，只有兩個字：“不了。”

（應受訪者要求，老吳、老宇、老刀均為化名）

作者：胡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