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毛烏素沙漠在榆林消失”的消息，讓許多人震驚、質疑、好奇、向往。最近，草地周刊記者行走陜西省榆林市境內毛烏素沙地腹地調查發現，已經很難看到較大片沙漠地表，一些影像作品拍攝沙漠題材只好到其他地方選址。但同時，在綠油油的植被之下，覆蓋的腐殖質和土壤碳化層很薄很薄，扒開表層仍然是厚厚的又干又細的黃沙。

用當地治沙勞模和干部群眾的話講，毛烏素消失的是流動沙丘，而不是沙地。重建毛烏素沙地生態系統，恢復千年之前曾經的水草豐美，仍然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

“毛烏素沙漠”其實不是沙漠，而是中國四大沙地之一。榆林市林業和草原局專家說，沙漠和沙地的形成原因有所不同。沙漠的形成以自然原因為主導，人為因素起輔助作用;沙地的形成人為因素起首要作用，自然因素為輔。但長期以來，毛烏素被人們習慣性地稱為“沙漠”。

毛烏素沙地位于陜西省榆林市和內蒙古鄂爾多斯市之間，沙區占榆林市56.1%的面積，風沙肆虐、土地貧瘠曾長久困擾著當地。“山高盡禿頭，灘地無樹林。黃沙滾滾流，十耕九不收”，是許多上了年紀的榆林人揮之不去的記憶。

而1000多年前的毛烏素并不是荒涼的模樣。這里出土的史前遺址和漢代墓葬表明，毛烏素曾經水草豐美，有著成片的水田、成群的牛羊和多種多樣的野生動物。唐代以來，這里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戰亂頻繁，元明以后更是濫墾濫牧。到新中國成立之前，毛烏素沙化程度達歷史之最，逐漸退化成為不毛之地，已經嚴重影響當地群眾的生產生活。流沙不斷侵蝕，榆林古城也岌岌可危。

歷史性轉變始于上世紀50年代，在國家的支持下，當地人開始了近70年的治沙造林歷程。如今，來到毛烏素，昔日的滾滾黃沙已蟄伏在綠油油的植被之下。藍天、白云和無邊遼闊的大地，組成令人流連的塞上風光。

2018年，第24個世界防治荒漠化與干旱日紀念大會在榆林召開。聯合國副秘書長莫妮卡·巴布在賀信中說，中國是防治荒漠化公約的主席國，希望中國在推動公約履約事業上繼續發揮引領作用，讓中國荒漠化防治的智慧、方案惠及全球。

千年時光荏苒，毛烏素滾滾黃沙已被綠色植被所縛。而對那些誓將沙漠變綠洲的人們來說，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

1000多年前曾經水草豐美

“毛烏素”是蒙語，意為“不好的水”，荒沙地、鹽堿水似乎是毛烏素的標志。但時光回溯千年，這里卻是水草豐美之地。

石峁遺址是中國已知規模最大的史前龍山時期至夏的遺址，占地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雄踞在黃河流域蒼茫的陜北高原上。在4000年前，石峁城是黃河流域的“王者之城”，其面積相當于故宮的5倍多，由三重組成，以皇城臺為核心，內外城環繞拱衛中心，是一個等級分明的都城型城市。

石峁遺址的核心區——皇城臺依山勢而建，從地面的河溝開始用石頭包著夯土逐層壘起，石砌的城墻在4000年的風雨洗禮下依然堅挺。

登皇城臺向四周看去，連綿的山，交錯的溝——這是典型的陜北地貌，正如當地民歌中所唱，“見個面面容易，拉話話難”。再往北去幾十公里，就是毛烏素沙地。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中，4000年前的人們，如何修建起一座規模如此宏大的古城?

考古專家表示，4000年前，這里地貌的起伏更為緩和，河流交匯、水草豐美，石峁古城及其周邊部落不僅種植糧食，還放牧著大量羊群。

“皇城臺出土了大量的羊骨，統計后數量約在幾十萬頭左右。經過鑒定，這些骨是綿羊的，而不是現在陜北地區普遍飼養的山羊。”石峁遺址考古工作隊隊長邵晶說，“我們推斷，石峁古城的統治階層，曾長期在皇城臺設宴，招待各地的部落首領和尊貴賓客。這也說明，當時的石峁區域牧業已經到一定規模。”

石峁遺址還發掘出種植業的痕跡，因此考古專家們推測，當年這里并非現在所看到的景象，而有著較好的植被覆蓋。這里也是農業文明和牧業文明的交匯之地。

史料顯示，秦漢時期毛烏素地區是氣候溫暖濕潤的綠洲。漢順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漢朝尚書令虞詡在給漢順帝上書的《議復三郡疏》載，這里“沃野千里，谷稼殷積……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群羊塞道”。

2003年4月，在陜西省榆林市定邊縣郝灘鄉發現漢代墓葬十余座，其中一座土洞墓穴的玄室內壁有大面積彩繪壁畫。壁畫上部繪墓主人夫妻半身像。中部左角繪有邸宅四合院，院外右側繪禾堆，禾堆右繪畦狀分割水澆田，畦內長蔬菜農作物;水田前繪水塘，塘中養有鴨子，長著蘆葦;中部右上角繪二人執鋤于苗間，及一男子扶犁，執枝驅二牛耕地。最下部為山中狩獵圖，繪奔跑著的兔子、角羊、野豬、虎豹及騎馬射箭狩獵。這幅彩繪壁畫所繪半山半灘的生活場景圖，與今郝灘一帶地形地貌相仿。

此外，榆林市榆陽區麻黃梁、神木錦界、橫山黨岔及米脂、綏德等地出土的大量東漢畫像石所刻繪的農耕農作圖、放牧圖、狩獵圖等，證明秦代乃至東漢時期榆林境內還是氣候溫暖濕潤、生態環境優美的綠洲。

向沙漠退化的生態悲歌

陜西北部的榆林市，位于毛烏素沙地腹地，沙區面積2.44萬平方公里。榆林市林業和草原局副局長王立榮說，毛烏素的沙化有氣候變化的因素，也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

從秦代起，榆林便成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戰爭頻繁，戰火彌漫，人口增多。人們長期濫墾濫牧，加之這里氣候干燥，生態環境越趨惡化，北部風沙區土地沙化不斷擴大。到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到夏州等地考察時，這里已出現了“赤沙阜”“沙陵”，他在《水經注》中記載了這一情況。

唐朝之后，毛烏素的情況更加惡化，唐長慶二年(公元822年)，當地已出現“飛沙為堆，高及城堞”的情形。明萬歷年間(公元1573—1620年)，榆林城外之山已是“四望黃沙，不產五谷”，雙山堡(在今榆陽區麻黃梁鎮)至寧夏之花馬池(今鹽池縣城)“榆林衛中、西路多黃沙環擁”。到清雍正年間(公元1723—1733年)，榆林城已是“風卷沙土與城平，人往往騎馬自沙土上入城，城門無用之物”。

榆林當地的記錄顯示，在1949年前的100年間，榆林沙區已有210萬畝農田、牧場被流沙吞沒，剩下的145萬畝農田也被沙丘包圍;390萬畝牧場沙化、鹽漬化;6個縣城、412個村鎮被風沙壓埋。

1949年6月時，榆林林草覆蓋率僅有1.8%，榆林縣(今榆林市榆陽區)東城墻被沙湮沒，形同沙海“孤島”，流沙蔓延至城南50公里的魚河峁。榆包公路全部被埋沙底，榆溪河床因流沙填充高出地面1米，時有決口。沙區所有河流終年渾濁，每年向黃河輸沙量高達1.9億噸。整個區域形成“沙進人退”的局面。

在榆林市靖邊縣東坑鎮毛團村，年近期頤的郭成旺老人回憶說，四五十年前毛團村周邊都是黃沙，有時候一場風刮過，地里的莊稼就被沙子全埋了，村里人吃飯燒柴都很困難。

61歲的毛團村村民王文雙說：“我小的時候，每年10月到來年3月就是刮風，真正是一場風刮半年。沙子到處飛，大白天遮得啥也看不見。村子周圍都是沙，走上面半截腿都陷進去。”

一曲綠洲向沙漠退化的悲歌，在毛烏素哀奏千年;毛烏素人久為風沙所苦，卻不知道“苦日子啥時候是個頭”。

“愚公移山”治沙不已

黃沙埋地又壓房，這樣的條件迫使一些人不得不遠走他鄉討生活;但是也有許多當地人在風沙中堅守，尋找著轉機。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國林業會議上，明確提出了“普遍護林，重點造林”的方針。1950年4月，陜西省政府制定了“東自府谷大昌漢，西到定邊鹽場堡，營造陜北防沙林帶”的規劃，國家林場建設與群眾造林工程同步推進。

1981年，榆林當地政府又制定政策，提出可將“五荒地”(即荒山、荒沙、荒灘、荒坡、荒溝)劃撥給社員，允許長期使用，所植林木歸個人所有。1985年，榆林再次放開政策，允許承包國營和集體的荒沙、荒坡地。

在政策支持下，榆林有44萬戶農民承包“五荒地”900多萬畝，涌現出不少千畝、萬畝的個人承包造林治沙大戶。郭成旺就是其中的一位。

1985年，已年過花甲的郭成旺承包了村子周邊的4.5萬畝沙地種樹。“當時我就想種上樹，擋住風沙，再給村里人弄點柴燒。”郭成旺說，“開始的那些年，風沙太大了，種下的樹常常一晚上就給刮出來。”他咬著牙繼續種，慢慢地，樹木扎下根，扛住了風沙并逐漸成林。

郭成旺年紀大了，他的兒子、孫子、曾孫子們接手繼續種樹。憑著“愚公移山”的精神，他們將4.5萬畝黃沙變成了林區。

現在，郭成旺的大兒子郭喜和也已年過古稀，他說：“我記得過去最想的就是讓風沙變小，不要讓我再看見那些風沙梁子。現在這些都實現了。”

“我爺爺那時候主要種的是楊樹，我現在種的是樟子松。去年我還試著栽上了蘋果樹，過幾年應該就能掛果了。”郭成旺的長孫、49歲的郭建軍說，他最希望毛團村能有更多的經濟林，村里人能從林子里見到經濟效益。

25歲的郭濤是郭成旺的曾孫，從幼時到成年，他曾親手種下不少樟子松，對這種四季常青的樹木有著深厚的感情。他說：“我最希望的就是這些樟子松快點長起來，早日成材。”

如今的毛團村不僅不再懼風沙侵襲，還成為遠近聞名的蔬菜基地。王文雙說，由于沙漠里種上了樹，風沙變小了，加上政府引導，2009年東坑鎮的蔬菜種植就成了氣候。現在這里的蔬菜銷售到廣東、云南、浙江、四川等省區，還出口韓國和越南。

“現在我們毛團村環境好了，產業起來了。只要人勤快，蔬菜價格好，一家子每年掙個十幾、二十萬還是很容易的。”王文雙笑著說，“當年這里到處是沙窩窩的時候，誰能想到還有今天的日子?”

科學建功縛百萬流沙

治沙70載，原本有著“駝城”之稱的榆林，森林覆蓋率從0.9%提高到如今的33%，860萬畝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和半固定，明沙已經難覓蹤影。陜西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長史社強為此感到非常自豪。他說，中國的治沙技術在毛烏素沙地治理實踐中，不斷應用、改進和提高。

“上世紀60年代，榆林市在全國首創飛播技術。飛播并非把種子撒下去就行，地點、時間和種源都有講究。當時沒有定位系統，地面人員拿鏡子或紅旗站在四角，提示飛播區域。”史社強說，經過反復試驗，種源最終確定為花棒等5種易活灌木，600多畝沙地通過飛播技術得到治理。

在飛播開展之初，治沙研究所的技術人員為了研究什么植物才適合在荒沙扎根，就背著鋪蓋到沙區蹲點，和農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他們吃糠、套犁、種草，幾年的堅持下，不僅篩選出合適的植物，還總結出“障壁造林”“開壕栽柳”等多種治沙經驗。

與飛播同期推進的是，從中國東北地區引進了樟子松，填補毛烏素沙地缺少常綠樹種的空白。“經過十幾年的觀察，我們逐步掌握了樟子松育苗、造林的成熟技術，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史社強說。

從一棵樟子松也沒有，到如今的130多萬畝，毛烏素發生了令人驚訝的變化。榆林市氣象局數據顯示，2000年至2018年，沙塵天氣呈現明顯減少趨勢。2000年榆林市發生沙塵暴40天，2014年以后幾乎再也沒有發生過。

隨著榆林林草面積的不斷擴大，以史社強為代表的治沙科技工作者著手進行新的研究。“植被面積大了，但是植被種類還比較單一。我們這些年陸續引進彰武松、班克松、長白松等樹種，探索不同樹種的混交種植。”史社強說。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和韌性，但卻充滿希望。

2003年通車的榆靖高速曾是中國首條沙漠高速公路。曾頻繁往返于榆林和西安之間的司機李寶衛清楚記得，十幾年前走榆靖高速，道路兩旁還是一望無際的黃沙梁，放眼望去滿目蒼茫，印象最深的就是成片的草方格沙障，就像有人在沙漠上繪制了巨型表格。這些草方格主要用來固定沙丘，使流沙不易被風吹起，草方格上栽種沙蒿、檸條等易于成活的沙生植物。

如今行駛在這條高速公路上，不僅看不到流動沙丘，連片的草方格也不見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道路兩旁延綿不斷的喬木、灌木和草地。車輛行駛在綠色長廊之上，李寶衛感嘆：“這條路變化太大了，哪里還看得出過去是沙漠!”

當地人說，現在要在榆林找片荒沙地那可真不容易，一直往毛烏素深處走，興許才能如愿。榆林2000年至2018年的植被覆蓋衛星遙感圖片，印證著這一點——一整片黃色逐漸被綠意浸染。榆林也成為全國首個干旱半干旱沙區國家森林城市。

重建生態“萬里長征”

現在，毛烏素的流沙已經蟄伏在綠色植被之下。但沙漠真的“消失”了嗎?治沙者是否可以功成身退?

張應龍卻說：“造林僅僅是遏制了沙化，治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他的治沙基地位于毛烏素，被四周郁郁蔥蔥的樹林拱衛著。夏日的午后，林間鳥啼蟲鳴，一片歲月靜好。

但他依然清晰地記著，初到這里時的景象——大漠風沙，日色漸昏，沙丘連著沙丘，起起伏伏延伸到天盡頭，就像民歌里唱的“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

2003年，張應龍帶著全部身家300多萬元，一頭扎進毛烏素治沙。多年過去，他把300平方公里無人區的植被覆蓋率從3%提高到65%，形成38萬畝的林草地。

“歷史用1000年把草原、森林變成了荒漠，我們用70年把荒漠變成了現在的樣子。但有了綠色并不意味著沙漠‘消失’了。目前的綠色還很脆弱，還存在再次沙化的可能。”張應龍說，“只有生態系統實現了自我循環，毛烏素才有可能回到千年前的樣子。”

多年前，張應龍就開始了重構生態系統的嘗試。他的努力吸引了來自中國科學院、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等科研機構和高校的專家團隊。專家們在張應龍的治沙基地開展各項研究，也為基地的實踐提供科學指導。

經過多年的實踐，張應龍找到一種叫“長柄扁桃”的灌木兼備生態與經濟特性。“長柄扁桃根系特別發達，抓沙固土和適應能力更強;存活期長達百余年。一旦成林，能夠長期發揮生態效益。”張應龍說，“一般灌木隔幾年就需要平茬，否則會自然枯死。長柄扁桃卻不需要平茬，能節省大量管護費用。其本身還是一種油料作物，有很好的經濟價值。”

張應龍在基地中，辟出了長柄扁桃與紫穗槐的混交林、長柄扁桃營養缽大苗林地等多處“實驗林”。他還利用毛烏素沙漠天然形成的“新月狀”沙丘，試驗種植葡萄、藍靛果等經濟作物;自建試驗田，種植藍莓、黑莓、沙地紅棗等，希望沙區也能變成“瓜果之鄉”。

張應龍的嘗試還在繼續，林地中出現了讓人興奮的變化。“2013年開始，不知道哪里來的榆樹種子在林地里自己長起來了，到現在有幾萬株，說明這里的環境足以讓種子自己生長。”

隨后，15萬畝的樟子松林地也帶來意外的驚喜。“前幾年我們發現，林地里長出了好多野蘑菇，不知道是什么品種，不敢摘也不敢吃。”張應龍說，“今年專家來一看，說是野生的牛肝菌、羊肚菌，而且品質特別好。數量又多，進林子隨手就能摘一大捧。這可是個大產業!”

中國科學院院士邵明安，在張應龍的基地中發現了更為可喜的現象——這里林地中出現了“固碳”的現象，這是土壤有機質含量增加、土地肥力提升的重要標志。

“如何把沙子變成土壤?是我們正在研究的課題。把碳固定下來，土壤的肥力提升了，就能帶出林下經濟。如果這能實現，群眾就能受益。那就真應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句話!”邵明安說。

在樟子松林中，一層層落下的松針鋪滿了地面。撥開枯枝落葉，能夠看到，地面幾毫米的土壤是黑色，捏上去有一定的黏性，呈現半沙半土的狀態。邵明安說，這是碳被林地固定后產生的現象，這里的沙地正在出現生態好轉的變化。“如果是自然修復，良性變化的過程非常緩慢，達到現在的樣子可能就需要上百年。但是人工干預，加速了這個過程。”邵明安說。

對此，張應龍也很感慨：“沙地的變化是非常緩慢的。破壞生態可能只要很短的時間，治理卻可能需要幾十年、幾百年甚至更長。這么多年我深刻感受到，不是我改造了沙漠，而是沙漠教育了我。”

5年前，張應龍在治沙基地中引進了澳大利亞特有的鴯鹋，目前這些鴯鹋已經安居繁育成功。張應龍準備將這個不斷壯大的“家族”放養在生態初步修復的基地林中。“把鴯鹋放到林地里，能清理樹下雜草，減輕防火壓力。它們將會成為沙漠生態系統實現自我循環的重要一環。”他說。

張應龍這兩年還試種了30畝水稻，東北長粒香和寧夏的珍珠米都試種成功了，口感不錯。他說：“沙漠里種水稻，因為太耗水并不值得推廣，但我就想證明，這里有重建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態系統。毛烏素沙地治理已經完成防沙治沙的第一步，進入護沙用沙的第二步，也開始向喚醒沙漠自我生態循環系統的第三步邁進。”

有人問張應龍：“沙漠治好了，你準備干什么?”

“如果有一天，毛烏素生態系統能夠自我循環了，才能說明沙漠真的消失了。那時候我就可以滾蛋了!”張應龍說，“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決不會當逃兵。我會扎在沙漠里，繼續喚醒沙漠生命的力量!”(記者梁娟、姜辰蓉、毛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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